从现在的眼光看，吕留良是一个比较奇特的知识分子，集“士农工商”四体于一身。“（留良）有农业收入、地租，他能为农；不忘读书，借评选语录、诗文、八股宣传思想，他能为士；组织刻书、校书、印书，他能为工；为所印书开拓市场，他能为商”。（卞僧慧《吕留良年谱长编》）

 
相比其暧昧身份，吕留良的生平不算复杂。他少年时代曾参与抗清，散家财募义勇，但很短暂。25岁时，他未能坚守清白，误入科场，浮沉13载后终于离去，归隐南村。此后辞博学鸿词科，亦拒绝再仕，50多岁就死在隐居之地。

 
吕的辞归，雍正指为“因考试劣等，愤弃青衿”，这实在是诽谤。实际情况是，康熙五年（1666年）县学例考前夕，吕去拜见教谕，说：“将去诸生，且嘱其为我善全，无令剩几微遗憾。”随后再不入科场，清廷“遂以学法除名”。（吕葆中《行略》）他没有参加最后一次考试，又何谈“考试劣等”呢？

 
事实上， 吕的辞归，一是出于内心的厌倦。他曾写诗说：“谁教失脚下渔矶，心迹年年处处违。雅集图中衣帽改，党人碑里姓名非。苟全始信谈何易，饿死今知事最微。醒便 行吟埋亦可，无惭尺布裹头归。”二是黄宗羲的影响。在黄宗羲弟弟的介绍下，二人相见，并曾情同胶漆。黄在吕家任家庭教师数年，还说过“用晦之砚即吾砚”这 样的话。要知道，吕留良终身酷爱收藏名砚，视之如妻似子，若非过硬交情，不可能共享。遗憾的是，两人的交情后来出现裂缝，甚至打起口水仗。全祖望将责任都 归到吕留良身上，说有次他俩合购祁氏淡生堂藏书，“用晦之使者中途窃南雷所取卫湜《礼记集说》、王偁《东都事略》以去，则用晦所授意也”，于是黄宗羲一怒 与其绝交。（全祖望《小山堂祈氏藏书记》）但这只是一面之词。近人谢国桢撰《黄梨洲学谱》，叙及此事时叹息说：“其隙末之由，代远年湮，已无从知之”。今 人陈祖武则认为两者交恶缘由有二：一是立身取舍不同，黄晚年圆滑投机而吕相对耿直方介，二是学术立场不同，黄力挺陆王心学，吕则追捧朱子理学。可供参考。 （陈祖武《吕留良散论》）

 
吕留良生 前花费最大精力，也影响最大的是评选时文。时文，即八股文，很无聊，吕留良本人也很厌恶，曾说：“自科目以八股取士，而人不知所读何书”，又说：“起祖龙 于今日，搜天下八股之文而尽烧之，则秦皇且为孔氏之功臣，诚千古一大快事也。”他恨不得起秦始皇于地下，将八股之文一把火烧光，将八股之儒挖个坑埋了，对 八股制度的厌恶可见一斑。实际上，他评选时文只是“曲线救文”。入清以后，文网森罗，吕只好通过这种方式阐发政治思想，如其自言：“于时艺寄发狂言，如病 者之呻吟，亦其痛痒中自出之声”。其子吕葆中很明白父亲的心，在《行略》中写：“其议论无所发泄，一寄之于时文评语，大声疾呼，不顾世所讳忌。穷乡晚进有 志之士，闻而兴起者甚众”。 

 
“闻而兴起者”，有人因此进孔庙“陪吃冷猪肉”，有人却招来杀身之祸，际遇相当奇诡。前者是清代第一个获得从祀孔庙资格的理学家陆陇其，后者则是在雍正年间谋反的曾静。

 
曾静与留良生不同时，但相当钦佩其政治思想，曾派弟子张熙去留良家访求著述。1728年 秋，曾静派张熙投书川陕总督岳钟琪，试图策反。岳立即报告最高当局，曾、张旋即被逮系至京。不可思议的是，雍正认为，曾静脑子不太好使，是上了吕留良的当 才谋反，可以赦免，却将吕留良开棺戮尸，且处斩其子吕毅中，还将吕氏一族发往宁古塔与披甲人为奴。（徐中约《中国近代史》中提及此事，误作“将吕留良凌 迟”。实际上那时候吕已死了40多年，没法凌迟。）随后雍正写了本书《大义觉迷录》，单方面跟吕留良抬杠，很搞。乾隆上台后，觉得老爸这么做实在有点神经刀，遂禁《大义觉迷录》，又将曾静逮来杀掉。

 
到了清末，有人觉得吕留良身后际遇太惨，就虚构出一个女侠“吕四娘”，说是吕留良的孙女，学成剑术刺死雍正。此传说至今仍在坊间流传，其实近人孟森早将之证伪，他找出了谣言的源头——武进许国豪，叹息说：“今许君没矣，而其说为浅薄好事者所乐述”。（孟森《明清史讲义》）
 

说回来，纵观留良一生，其用舍行藏也许不够刚猛，其思想、著述却清醒激烈。蔡元培题其纪念亭，曰：“为民族争存，碎尸无憾；以文章报国，没世勿谖”。可谓公允之论。

（《晶报》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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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1月26日晚，成都金堂人彭家珍，一位身高不足1.6米的同盟会员，完成了民国鼎革之际的重要一击——刺杀清末“宗社党”之胆良弼。彭家珍当场殉国，良弼则断一腿，数日后因伤重身亡。临死前，良弼对彭家珍不恨反赞：“炸我者，真是奇男子。我本军人，死不足惜，其如宗社从兹灭亡何”？

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10天后，彭家珍被民国政府追赠为“陆军大将军”，孙中山更对其称赞有加：“我老彭收功弹丸”。事实上，“老彭”不止“收功”，更是“收宫”。1912年8月，同盟会改组国民党，不复以会党的形式存在。同盟会所主持的一个暗杀时代，宣告结束，而彭家珍，也成为同盟会历史上的最后刺客。

同盟会暗杀风习溯源

要了解一个暗杀时代的最后刺客，先得了解这个暗杀时代。
 

辛亥革命前10年间，鼓吹暗杀之风甚烈。最早约为1902年冬，留日学生杨毓麟在《新湖南》撰文，声称“非隆隆炸弹，不足以惊其入梦之游魂；非霍霍刀光，不足以刮其沁心之铜臭”。1903年，军国民教育会成立，会则规定“方法三种：一曰鼓吹，二曰起义，三曰暗杀”。1907年，吴樾（炸清出洋五大臣之人）在《民报》增刊发表的《暗杀时代》，更是“暗杀主义”之代表作。
 

当时的革命党人，醉心暗杀者为主流。即使以温和著称的宋教仁，也将革命方法概括成“暴动”与“暗杀”，而文质彬彬的蔡元培，同样认为“革命止有两途：一是暴动，二是暗杀”。此外，章太炎、秋瑾、陈天华、陶成章等活动家都在不同程度上赞同或主张过暗杀。
 

1905年8月成立的同盟会，其几位最重要人物也将暗杀视为革命的一种捷径。
 

孙中山在此阶段至少部分认同暗杀。冯自由《革命逸史》记，1900年孙发动惠州起义，曾亲派史坚如等赶赴广州，组织暗杀机关以资策应。（史坚如是辛亥革命前第一个使用炸弹的刺客，可惜他在炸德寿时，因技术不过硬未中目标，只将附近楼房炸塌8间，压死6人，伤5人）。柏文蔚《五十年经历》则记，1905年孙中山亲自组建同盟会暗杀团，并命孙毓筠回国至南京，谋炸端方。冯自由又记，直到1911年，孙中山还叮嘱一个江湖会党“汇款万元与黄克强，为筹设暗杀机关经费”。
 

黄克强，即黄兴，同盟会仅次于孙中山的二号人物。他对暗杀就更加热心了，几乎可说是身体力行。早年在日本留学，黄兴就是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成员。1911年 广州起义前，在新加坡筹款不利，他一冒火，就打算“步汪精卫的后尘”，一个人去实施暗杀。（胡国梁《辛亥广州起义别记》）。广州起义失败，他给冯自由写 信，又高呼“自念惟有躬自狙击此次最为害之虏贼，以酬死事诸人”。要不是孙中山等拦住，他真可能去搞广东水师提督李准了。
 

同盟会中另一重要人物，汪精卫也力倡暗杀。1910年与胡汉民通信，胡以为“暗杀之事不可行”，汪却说：“至于暗杀，不过牺牲三数同志之性命，何伤元气之有？” 同年3月，汪精卫与黄复生、喻培伦、陈壁君等人密谋用炸弹刺杀摄政王载沣。事泄后汪被捕，还很拉风地在监狱里写诗：“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同盟会三个大佬均支持暗杀，相应的机构也就层出不穷。比较重要的有四：1、1905年在东京成立的暗杀团，由一个叫方君瑛的女子主持，吴玉章也曾参与其间。2、1910年在香港成立的支那暗杀团，成员有谋炸李准而受伤被捕的刘思复等。3、1911年在广州成立的成记洋货店暗杀团，由支那暗杀团梁绮神协助开设，并于10月炸死前来上任的倒霉蛋广州将军凤山。4、京津同盟会的暗杀机构，主要领导是汪精卫，先后策划谋刺袁世凯的北京暗杀团，谋刺张怀芝的天津暗杀团等。彭家珍其时任京津同盟会军事部长，终于单身刺杀良弼，成为辛亥革命中的最后刺客。

 同盟会暗杀史实述略

 
从1900年史坚如炸两广总督德寿未遂，到1912年彭家珍炸死良弼，同盟会员的暗杀事件（或谋划）不下50起。大约可分为如下几类：
 

一是为配合武装起义而行刺敌方大僚。如1906年杨卓林谋刺两江总督端方，1911年李燮和、陈方度谋刺广州巡警道王秉恩，同年蒋翊武谋刺鄂督瑞澄等，都是以个人的孤注一掷为集体起义开路，多半带着“擒贼先擒王”的盘算。
 

二是武装起义失败后，暗杀“罪魁”以泄愤。如1908年安庆马炮营起义失败后，范传甲留在城里要孤身与清军协领余大鸿拼了；1910年汪精卫谋刺摄政王，也是因为多次起义失败，要用一己肉身搏杀敌首；1911年广州起义失败，林冠慈等炸伤广州提督李准，而李沛基又炸死了新上任的广州将军凤山。这又是以个人的袭击报复为死难的同志招魂了。
 

三是跟具体的起义无关，只是激烈政见的宣泄方式。如1910年陈与燊谋刺在他眼里“欲借外债而图私利”的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同年又有邝佐治在旧金山持枪谋刺在美国考察军政的海军大臣载洵。他们希望用自己的手枪、炸弹喊出最响亮的口号，以唤起麻木民众，砥砺同志士气。
 

最后一种则是考量大局而必须除掉障碍物。如1912年三烈士刺袁世凯未遂，以及稍后彭家珍刺杀良弼。他们希望通过除掉“元凶巨恶”而使自己理想中的革命成功。
 

同盟会的暗杀行为非常复杂，其思想根源却大 致可归结于两方面。一是西方尤其是俄国传来的虚无主义以及民粹主义（二者常被混淆，但绝非一物），一是中国古代由来已久的尚侠、尚勇之刺客传统。他们读了 洋书，则崇拜“虚无党”、“民粹党”，读了古书，则崇拜刺客、游侠。两者之结合，则是充满血性的个人英雄主义乃至恐怖主义，所谓“虽万千人吾往矣”，“孔 曰成仁，孟曰成义”，以最极端的方式来表达对最残酷政权的愤怒，进而促成对后者的完全颠覆。

1912年前彭家珍事迹撮要

了解完“当暗杀已成习惯”的渊源，且让我们进入最后刺客彭家珍的世界。
 

彭家珍（1888-1912）年，四川成都金堂人。其父彭世勋为清末秀才，曾赴日，思想激进，主张实业救国，是四川保路运动的骨干之一。少年时代的彭家珍受父亲影响，接触到西方近代科学，并结识了宋育仁、吴之英、廖平等新派人物。
 

1903年，彭家珍考入成都武备学堂，当时口试在楼上举行，考官问楼梯有多少级，一般考生皆不能答，只彭家珍回答无误，可见其心细如发，事事留意。
 

1906年，他因成绩优等被公派日本考察军事，其间加入同盟会。他的一个朋友回忆，当时连彭家珍在内的7个年青会员跑去剃了光头，合影留念，以示革命决心。同年彭返川，任清军的排长，驻成都外北凤凰山。翌年，同盟会在川骨干密谋成都起义，事泄，彭设法通知党人，最终只有3名会员被杀，7名会员入狱。
 

此后直到1910年初，彭一直在清军担任下级官僚，并两度失业，于是去往沈阳碰运气。7月，得同盟会员刘介藩介绍，任奉天讲武堂附属学兵营前队队官，其间四方联络豪客奇士，为日后举事储备人脉。
 

1911年，他谋得天津兵站司令部副官长职位，到任之时，恰值武昌起义。10月，清廷从欧洲购得大批军火，经京奉路南运长江前线，他同二十镇驻滦州军官、党人施从云等联络，说服该镇统制张绍曾下令在军火过滦州时截留。彭家珍谋划用此批军火起事，可惜张绍曾旋被罢免，事终未成。10月11日， 汪精卫邀集他与白逾桓等人，在天津成立同盟会京津支部，汪任支部长，白任参谋部长，彭任军事部长。此间，彭拿出大量军用车票供京津党人使用，并挪用清廷的 枪支、军马、钱粮支持革命。事泄，他化名出走，为清陆军通缉，仍来往于京、津、奉、沪，积极联络党人。在上海，他得到孙中山接见，意气更加峥嵘。此时蜀军 正在筹建，他可为蜀军副总司令，却婉拒，仍回北方，谋划暗杀袁世凯、良弼及载泽。
 

家珍在1912年前的重要事迹大略如此，下面再补充两条有趣的材料。
 

一是他的理想主义。1911年父亲催婚，彭家珍回信说自己“仍居下僚”，且“季子无金”，没法构建和谐家庭，必须再“遨游数载，夺得将军印”，“否则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耶”？因此拒绝回家完婚，他未过门的妻子也再没机会过门，不过她仍为彭守节终身。
 

二是他的外貌。一般人想像中，孤胆刺客一定都英气逼人，样貌不凡，彭家珍却让他们失望了。他既不魁梧，也不英俊。同盟会员王子骞回忆，在上海曾见彭，其“个子不高，大约一米五几，不超过一米六”。另据史料，彭刺良身亡后，清军总兵前去查验尸首，只看到“短身、圆面、浓眉，年约三十许”的寻常面目。（彭死时还不到24，看上去已经像三十许，说明他长得老气。）

彭家珍行刺缘由考

1912年，是彭家珍生命中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年。此时，清廷控制范围只有东三省、直隶、鲁、豫、甘肃、新疆八省，而民军所控制的则有十四省，约占2/3。相比袁世凯训练有素的北洋军，南方民军较为松散无组织。南方若当真强攻北方，很难说鹿死谁手。从1911年9月开始的南北和谈，直至翌年1月，始终陷于僵局。（其间往来相当繁复，可参看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
 

袁、孙以外，另有第三股势力，那就是以良弼等宗社党为实际魁首的清廷贵族，在奄奄一息中筹划最后一搏。宗社党的正式亮相是1912年1月12日， 皇族良弼、毓朗、溥伟、载涛、载泽、铁良等以“君主立宪维持会”的名义发布宣言。宗社党成员大多胸前刺有二龙、满文姓名，在京津等地积极活动，企图赶走内 阁总理袁世凯，由毓朗、载泽出面组阁，而铁良、良弼等率军与南方决一死战。（良弼甚至许下三月内击败民军，否者斩首的豪言。）
 

在这种情势下，刺杀袁世凯、良弼等人成为京津同盟会的首要目标。1月16日，同盟会员杨禹昌、张先培、黄芝明等组成暗杀小组，以炸弹行刺袁世凯，第一弹毙其顶马，第二弹未中，第三弹毙其驾车之马，又一弹毙其从骑，却未中袁之座位。袁世凯遇刺后遁入府内，深居不出。
 

行刺袁氏既未得手，良弼遂成为北方党人的第一眼中钉。这里得说说良 弼，他幼年在成都生长（跟彭家珍还算半个老乡呢），乃清宗室多尔衮之后，曾留日学习军政，有才气，有大志，自负韬略，被看成旗人中“崭新的军事人才”，并 参与清末振武图强的系列活动，如改军制、练新军、立军学等。他或许算是满清最后一个有肝胆的干将。
 

除掉良弼，可以破宗社党，进而逼清帝退位，这是同盟会刺杀他的显见理由。那么，还有没有其他因素呢？或者说，为什么是彭家珍呢？
 

当然有。一是“为友人复仇说”。同盟会员韩锋撰文称，彭家珍刺良弼是 为私交莫逆的吴禄贞报仇。吴曾任陆军第六镇统制，也是革命党人，后任山西巡抚，于任上被袁世凯派人刺杀（一说为黎元洪主使）。但彭家珍当时以为是良弼所 为，故愤然行刺。韩锋其时与彭家珍有交往，彭、吴二人也确实交情匪浅，“为吴报仇而行刺”的说法，也许并非无根之谈。
 

二是“袁世凯借刀杀人说”。同盟会员李华英 撰文称，袁世凯遇刺后，曾通过袁克定告诉李石曾，御前会议时满清亲贵惟良弼之言是听，袁世凯虽是内阁总理，也没有发言权。言下之意，良弼不除，共和难求。 李石曾转告京津同盟会，于是众人决定刺杀良弼，而彭家珍决然自任。（此说也有可信成分。袁氏在良弼遇刺后第二日，1月27日，即安排段祺瑞等40余将领联电清廷，主张共和，那是相当的胸有成竹。良弼遇刺的最大受益者，正是袁氏。）
 

此外，彭家珍的刚烈性格及个人英雄主义也是重要因素。行刺前他给同志 写的《遗赵铁桥黄以镛书》，用极血性的文字自比荆轲、聂政及博浪投椎之张良，可见其对古之侠者、刺客的向往。而在另一篇《绝命书》中，他又说自己早先在东 三省即“欲尽个人主义去赵尔巽，不过对四川一省起见，义稍狭隘，竟未实行”。又说：“共和成，虽死亦荣；共和不成，虽生亦辱。与其生得辱，不如死得荣”。 个人主义、英雄主义的气味真是透纸而出。
 

其实，导致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缘由，往往是多元而非单一的，以上诸说，也许都可纳入刺杀良弼的“多元缘由”中去。

刺杀良弼：接近真相的一种叙述

关于彭家珍行刺良弼的全过程，坊间有太多版本，仅笔者眼见的就有黄以 镛、陈宪民、韩锋、李华英、税西恒、陈春生、常顺、李炳之的多种记述，还没算姚锡光、冯自由、汪精卫等多人为其撰写的传略，以及当时报章五花八门的报道。 究竟什么是历史真相？彭家珍不可能在我们眼前复活，再去杀良弼一次，良弼也不可能复活，再让彭家珍杀一次。历史真相不能绝对重现，历史学者只好凝视众多材 料，然后讲出自己看到的东西。
 

而在我眼里，彭家珍刺杀良弼的前后如下：
 

刺良前，彭家珍曾打算炸资政院各王公，把他们一锅端了！可找到入场券时该院已散会，结果没炸成。于是改为“只杀一个就是好”——刺良。

确定刺良后，彭家珍遇到了不少问题。
 

首先他不认识良弼。不认识怎么炸啊？炸错了怎么办？于是他辗转与良弼的朋友罗春田、哈满章等人搭上关系，并一起赌博。局间，见壁上悬挂满清诸权贵之相片，他假作不经意地问出良弼的相片，随后找机会偷偷取走，回家看个饱。
 

其次，如何接近良弼？彭家珍发现，良弼的亲信弟子、奉天讲武堂监督崇恭与自己外表相似，可以假扮他去见良弼。于是在津沽印了一匣崇恭的名片，又购清军上等官服装全套，归来后穿戴上，顾影自豪，更问同人：“公等看我，如古代之大侠否？”
 

第三，采取何种方法？与暗杀团成员反复讨论后，彭家珍提出，街头狙击的办法并不好，那样投弹准确性差，且敌人易逃脱和反击。因此，最好采取堵上门或直接将敌人暗杀在室内的方法。
 

第四，找谁做助手？本来彭家珍想找同盟会员王崇义、段子均相助。王崇 义膂力很好，又沉着，可惜不久前在屋内摆弄炸弹，不慎走火，当场被炸伤右眼和右手，现正在医院里躺着。而段子均又密往他处，调查起义地点。两人均无法与彭 家珍同去。在太史公的《刺客列传》也有类似状况——荆轲刺秦前就在等一位剑客助手，老没来，太子丹又催，他只好跟软蛋秦舞阳同去。彭家珍出发前，心里一定 揣着易水萧萧，白衣胜雪的画面。
 

第五，如果被捕，怎么说？当时，彭家珍等同志有约定，一旦事未成而被捕，落在袁世凯手中，即称良弼所遣；落在良弼手中，则说是袁世凯所派。总之要把烂番茄往对手脑壳上扣。
 

问题基本解决，现在要看的就是运气了。
 

1月26日（腊 月初八）晚，彭家珍穿好清军官服，取出炸弹藏于外套，手枪插在腰间，离开住地，先驱车去金台旅馆，操北方口音，以崇恭身份要伙计安排房间。随后坐旅馆马车 出门，至红罗厂良弼宅第，看门人告之：“大人尚在陆军部”，彭询：“是否铁狮子胡同”？看门人说：“地球人都知道，还用问？”彭转而准备去陆军部，车刚到 胡同口，对面来一马车，车中人面目颇似良弼，彭遂停车等候。良弼车至，彭家珍投刺进谒。良弼接过片子，看来人似乎不是崇恭，正讶异间，彭掏出怀中炸弹猛 掷，巨声如惊雷破柱，良弼左腿肉飞骨断，血流遍体，彭头部被弹片击中，当场死亡。
 

数日后，良弼伤重不治。临死前，他对妻子和女儿说：“炸我者，独不杀老萨与荫昌？聆其音确是川人，真是奇男子！我本军人，死不足惜，其如宗社从兹灭亡何？”良弼的哀叹很快成为现实。他死后宗社党尽皆胆寒，无人再敢出头担当。2月12日，隆裕太后携还是稚子的清帝退位。中国2000余年的王朝时代就此结束，理论上不再隶属于任何天子，而是全体民众。从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到这一天，只用了83天。这样迅速的胜利在世界历史上任何伟大的胜利中也罕有其匹。而最后刺客彭家珍的炸弹，对此亦有贡献。用孙中山的话说则是：“我老彭收功弹丸”。
 

1912年2月22日，民国政府以“临时大总统令”追赠彭家珍为“陆军大将军”，和他同获此荣誉的还有邹容、喻培伦（谢奉琦为左将军）。“彭大将军”上位后，无数的挽联诗文龙卷风样扑来，其中吴修龄那幅我最爱：“个人肯为同胞死，一弹可当百万师”。

乙烯和炼油这一类石化项目工艺都是比较成熟的了，如果有工业安全问题，则很可能是由于未能严格按照规范操作产生的。其环境影响的焦点主要不在于乙烯和其他副产品，而在于废水废气的处理和排放，以及由此带来的环境影响。对于彭州这一地区来说，没有沿海城市有利于污染物稀释的条件（大风和海洋），因此污染物处理也就更要严格和谨慎。

具体来说，主要是在于废物的处理和排放是否做全做好。彭州常年风力微弱，由此很可能导致废气污染物聚集，浓度很可能会超标，尤其在雾天；废水在处理之前如果防渗措施不全面，则可能通过地表下渗，污染地下水源；大量有机废水如果没有妥善处理就加以排放，会严重恶化沱江的水质，尤其是从保护作为下游灌溉和城市水源的河流这一点来说，必须要有充足的污水处理设施和预备方案，以避免因为设备故障或工业事故导致的类似以前内江水源中断的事件发生。这一点非常重要，也是比较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这些污染物处理基本上对于企业来说是只有经济支出没有收益。对于四川省来说，由于这个项目的排放挤占了总体的污染物排放份额，会使省内的排放压力增加。通过限制和整改不达标企业排放来满足排放污染物总量的要求，效果若不能令人满意，当地空气质量和沱江的水质则有可能会进一步恶化。

考虑到当地和附近城市公民生产、居住环境的安全、地方经济、企业利益、社会需求等各方因素之后，最有可能为各方接受的是建立切实可行，公民能够参与的透明的监督和纠正机制，以确保和强化对于该项目废水废气的处理。

这可能在很多人看来是难以实现的套话，但是记得罗老师曾经说过：我相信他们终究会改变，除非我们什么都不做。

在实际操作中，类似此次中石油项目环评这样的情况是常常出现的，部分原因是因为需要环评的项目工程行业千差万别，具体操作中如果由不了解该行业的机构和人士来做，难度可能会很大。国外也有类似的做法，如芬兰的核电站环评就是由申请项目的核电企业去组织评价。关键的一点在于环保部门审批的严格和透明（这一点环保部也在不断的努力，毕竟即使从官僚机构权利扩张的角度来说，做到这一点目前也是对它有利的），以及对于负责环评的机构有严格的法律责任追究制度。

国内的环评这几年进步很大，专业水平也越来越高，这也许是为什么只公布环评简写本的部分理由吧——为了能让普通民众看的懂，当然能够同时公布全本是更好的选择。

附：

中国石油四川1000万吨/年炼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简本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乙烯工程

另：部分关注彭州乙烯项目的博客地址（点击进入），欢迎介绍新的博客。

1、冉云飞匪话连篇

2、ecocity生态城

3、彭州人

4、西门媚神仙记

5、小你的虚空间

6、寂静的春天

7、看见的看不见的

8、创造社新任社长宋石男

——————网友boicus。

在中国铁笔丹心之传统士人心中，常有“国可灭，史不可灭”的概念。顾炎武“亡国”与“亡天下”之论，正发于此。所谓亡国，无非一姓兴替，所谓亡天下，却是一国之文化、历史被摧残殆尽，焚灭一空，则荆棘铜驼，神州陆沉，无可挽救。

然而终归有人挺身而出，挽救国史。陈寅恪曾说：“昔元裕之、危太朴、钱受之、万季野诸人……其心意中有一共同观念，即国可亡，而史不可灭”。他所举四人，除钱谦益（受之）外，皆是“挽救国史”之楷模，其中又以万季野最为我佩服。

万季野，即万斯同（1638－1702），浙江鄞县人，明遗民黄宗羲最得力弟子，也是其时代治明史第一人。他半生潦倒，却不肯出仕，后为挽救国史而与清廷明史馆合作，仍不受官职，也不拿薪水，只以布衣身份入馆，任主编之实，修成500卷《明史稿》，并死在史馆，实在是“明史第一功臣”。

在少年时代，作为“幺儿”的万斯同很聪明，却不读书，老爸曾将他关禁闭，选的地点很好，在书房。我们的幼儿园老师以后要关小孩子禁闭，最好向万老爹学习，不要动不动就把小孩子关在厕所里。厕所里能学到什么东西呀，最多不过精通抽水马桶的形状而已，还是关书房好一点。当时，被关在书房里的万斯同“窃视架上有明史料数十册，读之甚喜，数日而毕。又见有经学诸书，皆尽之”。从此斯同爱上读书，积累甚厚。有天，他的大哥拟了几道经义题目来考幼弟，结果斯同“汗漫千言，俄顷而就”。大哥吓唬坏了，立刻跑去报告父亲：“几失吾弟！”意思是我弟原来是莫扎特，差点被浪费！万老爹看了，也吓唬坏了，高呼 “几失吾子!”于是给斯同做好新衣新鞋，送他入塾读书。（全祖望《万贞文先生传》）

青年以后，万斯同由经入史，专心于史学，却如诸多大学者一样，遭到命运的调戏。1662年，万氏在城中的府第遭浙江提督公署“野蛮拆迁”，全家被迫搬到西郊。他的妻子庄氏途中病逝，遗下幼女三口。斯同不得已，于1670年去一个傅姓人家“倒插门”，可傅家也不算宽裕，新妇傅氏也体弱多病如黛玉。我们可以在他的侄子万言为其《历代史表》作的序中看到这样的描述：“（斯同）居东城傅氏，敝屋两楹，右为卧房，左为客坐，鸡埘炊具，杂然并陈。垒败瓦为门，宾至俯首而入……虽三女号饥，叔母卧病，呼药声犁然，勿恤也。”真是凄凉生哀。

但如其师黄梨洲一样，万斯同也气节峥嵘，绝不俯就。1678年，有大臣推举万斯同为博学鸿词科，他坚辞。1679年，大学士徐元文任修明史馆总裁，又荐他入馆，斯同开始仍不愿去，但黄宗羲觉得这是挽救明史的好机会，劝其赴京。送别时，黄宗羲以“四方身价归明水，一代奸贤托布衣”相期许。当时，凡入史馆者至少可授七品俸禄，但万斯同赴京后，只寓居于徐元文家，不受官职，不受俸禄，以布衣身份入馆修《明史》，担任实际上的主编，前后达十九年。有史料说：“诸纂修官以稿至，皆送先生复审，先生阅毕，谓侍者曰： ‘取某书某卷某页，有某事当补入；取某书某卷某页，有某事当参校。’侍者如言而至，无爽者。《明史稿》五百卷，皆先生手定。”（全祖望《万贞文先生传》）

斯同对明史浸淫既深，态度又极严谨。他曾说：“若官修之史，仓卒而成于众人，不暇择其材之宜与事之习，是犹招市人而与谋室中之事也。吾所以辞史局而就馆总裁所者，唯恐众人分操割裂，使一代治乱贤奸之迹暗昧而不明耳。”又说：“史之难言久矣！非事信而言文，其传不显……吾少馆于某氏，其家有列朝实录，吾读而详识之。长游四方，就故家长老求遗书，考问往事，旁及郡志邑乘、杂家志传之文，靡不网罗参伍，而要以实录为指归……凡实录之难详者，吾以它书证之，它书之诬且滥者，吾以所得于实录者裁之，虽不敢谓具可信，而是非之枉于人者鲜矣。”（钱大昕《万斯同先生传》）

斯同的史学造诣得到京华名流的集体认同，上至王公下至学人，无不尊称他为“万先生”。他与人往返信札，则自署“布衣万斯同”，而谦逊与骄傲也都藏在这五字里。

    可恨的是，斯同去世后，500卷《明史稿》落入王鸿绪之手。王氏将此书按庸俗的功利考量删削后，改为《横云山人明史稿》（王鸿绪号横云山人）刻版印刷，更无耻地向朝廷进献。以后张廷玉等奉旨修《明史》时，就拿它作底本，删改编辑为332卷《明史》，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见的列为廿四史之一的《明史》。在这部书上，又只署着“张廷玉等撰”的字样，其原始作者万斯同，则湮没在衰草寒烟间。（详见陈守实《明史稿考证》）

（《晶报》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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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而言，做学问存不得逞强使气之心，熊十力曾倡导“孤往”精神，就是警告学人不要沉溺于好胜、好名、好利而失去方向。但也有例外，有些学人一辈子逞强使气，竟然也逞出了业绩，成就了意气。

清初学者（1636-1704），山西太原阎若璩（字百诗）恰是这么一个例外。

阎若璩少年时代并不出众，他六岁入小学，口吃，记忆力也不好，读书至千百过，仍不能熟稔。身体又不好，母亲爱惜他，不愿意他读书读得太苦，他就悄悄默念，不敢出声。这情况到15岁 时有了突变。阮应韶《笔训》记，这年阎若璩读书读冒火了，将书拆散，读完一页就用麦糊粘在案几上，等背熟了，再一把火烧掉，终身不复习读。有天忽然觉得胸 前豁然洞开，且有大声震耳，此后再读书，一过目即成诵。我其实不太相信这种“基因突变”的神奇故事，我更愿将阎的记忆力猛增看成是长期苦读训练的结果。

若璩的声名崛起，多得力于其与诸多名流的PK。汪琬写了部关于丧礼的著作，被阎严厉批评，汪很不爽，就质问：“你爹妈俱在，却喋喋不休地讲丧礼，难道得体？”不料阎若璩立刻回答：曾子向孔子问礼时，其母亲也健在。他并且提出两个有力证据：1、《檀弓》记“子张死，曾子有母之丧”，那么子张在世时，曾子的母亲还没死；2、《孟子》记，孔子死时，子张还在世。根据这两点可以推论，孔子在世时，曾子的母亲一定也还在。汪琬哑口无言，京城读书界也群为叹服。

这个小故事说明，阎若璩的记忆力、推理能力 和应变能力都是第一流的。他的儿子为其立《先府君行述》，说若璩常常为写一篇文章，手检数十书以证，旁边的僮仆为之目眩，他却“精神涌溢，眼烂如电”，如 不能穷其源头，析尽其义，则“饥不食，渴不饮，寒不衣，热不扇”，真是如中风魔。

遗憾的是，阎若璩却将自己的出众能力多用于争胜。《四库提要》说：“若璩学问淹通，而负气求胜，与人辩论，往往杂以毒诟恶谑……颇乖著书之体”。若璩也确实常用极刻薄之言臧否时流，如说“汪尧峰私造典礼，李天生杜撰故实，毛大可割裂经文，贻误后学匪浅”。据说被批评的人闻之终身切齿。

若璩的代表作《古文尚书疏证》，很大程度上也是基于好胜之心而撰写的。他举了128条证据，力证东晋出现的25篇“古文尚书”和传孔颖达的注解，都是伪作，不可信。这部书遇到了一个狠角色前来PK， 那就是同时代的名经师毛奇龄（号西河），其人同样爱逞强使气，与对手辩论时笔锋也常带轻薄。他的骂功也许来自其老婆。《全浙诗话》说，西河的老婆喜欢吃 醋，经常痛骂他。西河的屋子有三间，左边放书，中间见客，右边住夫人。有客人来问学，西河一边写自己的文章，一边回答，夫人突然在室中谩骂，西河又骂回 去，而手仍不停笔，回答客人也井井有条，一心三用而从容自若。但毛西河虽是一流人才，却不太被后人推崇，全祖望为其作传，揭发他的累累劣迹，钱穆也认为他 “才固奇而行则卑”。

不过，在阎、毛二人的论战中，毛也并非全然胡闹。若璩对毛氏《古文尚书冤词》一书，终身保持沉默，却悄悄吸收了《冤词》中的合理部分，据以修改己书，且并不表示是毛氏之功。好胜之心，让若璩终于失去了学术争论的风度，也破坏了游戏规则。

然而，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终被《四库提要》评为“有据之言，先立于不可败也”，而梁任公更推崇为“近三百年学术解放第一功臣”。一部辨伪之书，为何会受到如此高的评价？在我看来，这是因为其外在的象征意义。在若璩以前的近2000年， 经书一直被看成神圣不可侵犯的玩意，上到皇帝之经筵，下到童子之私塾，无不朝夕诵读。现在却发现其中的一部原来是假货，对思想界的震动，不亚于一颗核弹。 可以说，其后乾隆时崔东壁的辨伪，民国顾颉刚等的“古史辨”学派，无不受若璩此书的莫大影响。而中国学人经过上述怀疑、辨伪之后，也才真正将学问当成一种 研究对象，而非信仰对象。2000年来之陈腐国学，至此终于迎来新生的机会。

遗憾的是，若璩此人到老都没改掉好胜好名之心，1704年，四皇子（后来的雍正皇帝）请他去当私人教师，这时他又老又病，仍不辞千里舟车劳顿，远赴京华，不久就病死京寓。好胜之心，成就了若璩划时代的著作，最终也将他击败在遥远的富贵乡。

（《晶报》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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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的老师是一代宗师，那么你可能将终身彷徨——处在那过于灼目的光芒之下，是老实巴交地传承，像接力跑的一根棒槌，还是毅然决然地变革，像平地崛起的一座奇峰？

这个问题，即便用一生去回答，也未必能有答案。清初大学者、河北李塨（字刚主，1659-1733），是颜元最得力弟子，也是颜李学派创始人之一，他的一生，就在对颜学的继承或变革中踯躅彷徨。颇值玩味的是，颜李学派自刚主而光大，也自刚主而不传。

同他的老师颜元一样，李刚主深恶明末学风， 也就是空谈心性之理学。他曾怒斥说：“其习尚至于将相方面，觉建功奏绩，俱属琐屑，日夜喘息著书，曰：‘此传世之业也’。以致天下鱼烂河决，生民涂毒。” 明末之人，酷爱嚼笔吮毫、高谈入微，于国计民生则掉头不顾，有个孙姓官僚，当敌兵临城，仍坐大司马堂批点《左传》，真是迂腐无用到混账的地步。

出于对明末学风的反动，李刚主在晚年之前，甚至看不起读书，说：“纸上之阅历多，则世事之阅历少；笔墨之精神多，则经济之精神少。宋明之亡，此物此志也”。这观念其实来自颜元，后者更极端，曾比读书为吞砒霜，并说：“率古今之文字，食天下之神智”。

颜李学派的攻击读书、著书，并非消极反智， 而是另有深意——提倡习行有用之学，尤以三端为大：农、兵、礼，以今天的眼光看，大约可类比为“三农问题”、军事国防、政治文明。在颜李所处的时代，士人 群起言学，非主程朱，即主陆王（后又从汉儒中扒拉出偶像），莫不袖手而空谈道学心性，颜李二人的“习行有用之学”，真是寂寞如空谷足音。

颜元此人，大半生足不出户，不轻交一人，尤 厌见时贵。李刚主则不同，为了昌明颜氏之学，常来往京华，广交名士，与万斯同、阎百诗、方苞等人都过从甚密。万斯同以布衣入明史馆，行总裁之实权，负有盛 名，甚推崇李刚主。有日万在邵宁会馆讲学，李刚主也在，万向众揖荐李氏，说：“此李先生也，负圣学正传，非余所敢望。”因请刚主上位讲学，一座皆惊。

为光大颜学，李刚主还曾两度南游，并“带艺投师”，入经学泰斗毛奇龄之门下。他的本意，是希望以毛氏之博学，为颜学作护身符，却遭遇了一生学术上最大的彷徨。

前面说了，颜李学派的宗旨是不拘泥于文字，不束缚于经传，但李刚主在问学毛奇龄后，竟被南方考据学吸引，转而希望借考据以卫学。颜元对此很是失望，曾给另一个弟子钱晓城写信，力斥“书生文人”的“辨伪著述”非正业，而“习行经济之谱”方为直道。

但李刚主南游之后，已无法“珍爱生命，远离考据”。50岁起，他“自知德之将耄，功之不建，于是始为传注”，遂步上考据注疏之羊肠小道，难再归返。

李刚主22岁时，46岁的颜元曾对他说：“学者勿以转移之权，委之气数。一人行之为学术，众人从之为风俗。民之瘼矣，安忍膜外？”当时李刚主听完后泪落如绳。然而，最终他仍在学术方向上背叛了颜元，也背叛了“民之瘼”。

终李刚主一生，对颜元都充满无可比拟的敬畏 和深情。事实上二人的师徒关系一直很好，且常以彼此的日记对质，互相告诫，更像一对朋友式的父子。颜元有次娶小妾，上了媒介的当，打算转手把这妾卖了。李 刚主知道后就跑去说：“你已经上当了，再转卖别人，不是要别人也上当吗？做人不能这样不地道”。颜元一听，汗如雨下，竟长跪而谢，最后也没卖该女，只将她 休回娘家。

早年，李刚主几乎全盘接受颜元“主敬”、“实行”之学说，但在中年以后，对老师力斥读书等思想略有想法，打算微变，却不慎转入南方考古之业，而颜李之学，也终于湮没，不能大传。

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评述说：“自此二百年学术，遂完全走入书生纸墨一路。吁！可悕也！”

（《晶报》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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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骚女留学生来信：

宋老师，你好。

是胡缠把这个烫手山芋扔给你的。。。

前天我在msn上，叫胡缠给我开一个书单（5-10本），要求比较宽泛。只要符合英语写就，hard-core academic，和二战历史无关，和中国近代史无关这四个要件，就可以了。胡缠一听马上就说，这个你要找宋石男帮忙，并友情提醒我，一定要暗示你，我是个漂亮的女生。

我觉得这个比较难办，因为我是不是漂亮，不是我说了算的。就算是我告诉你，我经常会在比较匪夷所思的公共场合，比如超市，便利店，Macy的鞋柜前，被男人搭讪，也不能就因此说明我漂亮，因为另外的三种可能性是，1）这些男人的品味都很差，2）这些男人的品味差，且比较desperate，3）我的衣着和举止都不检点，以致引来了品味差，且desperate的狂蜂浪蝶。。。

因此，不论宋老师的想象力会有多茂盛，我都觉得我没有能力去暗示你我是漂亮的女生，因为，此番，逻辑根本无立足之地。

所以，只好厚着脸皮，直接问宋老师一句，可不可以给我开个书单？当然，我知道你很忙，没有时间理这类事的话，我完全能理解。

 祝安好！

 我的回复：

 姑娘用的hardcore一词很妙！既可以理解成“核心的、极度清晰的”，又可理解为“色情的”。实际上经常逛国外色情网站的哥们，都很熟悉这词。为了照顾她对核心的、极度清晰的学术著作的需求，我推荐了7本书；为了照顾她对色情的需求，我推荐了1本书。为什么色情比例只占1/8呢？因为我估计她在欧美（经常出没macy's），肥田不流外人水，女留学生看多了色情著作可不太好。

 为什么推荐8本呢？因为我喜欢8这个数字：直着看，像个雪人，雪人象征纯洁，又像个和尚的背影，而和尚代表虔诚；放倒看就更迷人了，在数学意义上∞是无穷大，在审美意义上是一副蝴蝶结样的奶罩。无穷大的奶罩，你说迷人不迷人？呵呵。

1、 《Sexual life in ancient China : a preliminary survey of Chinese sex and society from ca. 1500 B.C. till 1644 A.D.》

Author : Gulik, Robert Hans van；

Published : Leiden ; Boston : Brill, 2003.

这本书最好对照国内李零的译本《中国古代房内考》看，因为其中有大量中国典籍的引文（比如《汉书》中景帝十三个流氓儿子的色情故事），如果对中国相关史籍涉猎不多，可找译本参考。

此书作者高罗佩是个很有趣的荷兰外交官，懂得15门语言，真是个变态金刚。他另一部《秘戏图考》现在国内也有译本了，可作此书的补充阅读。

据说高罗佩之所以研究中国房中术，是因为其推理名著《大唐狄公案》在日本出版时，咸湿日本书商要在封面印裸体女郎来吸引观众，高罗佩反对，他觉得中国很礼教很保守，不会有裸体画，结果日本人找来一堆明代春宫给他看，高氏震撼之余，从此踏上研究中国古代性交史的道路。

此书从西周前直写到晚明，跨度极大，因此只是纲要性的著作，但行文生动活泼，视野别具一格，持论中正大气，不流于标新猎奇，很好读，而所附录的春宫图、成人器具也不赖。

据高罗佩自述，他写此书的一个重要目的是纠正西人认为“中国古代性习俗堕落反常”的成见，而读完此书，也确实能感到，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关于性生活的那么美好的研究、探索与享受。在主流礼教的僵尸面孔外，我们的先人依然拥有旺盛的勃起和娇媚的湿润。

2、 《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

Author :Davis, Natalie Zemon, 1928-；

Published :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这是当代西方所谓“微观史学”的三大著作之一，另两本是Ladurie的《Montaillou》和Ginzburg的《Cheese and Worms: The Cosmos of a Sixteenth-Century Miller》。

喜欢法国记录片《微观世界》的，也会喜欢这本《马丁归来》。二者同样将纤细入微的观察发挥到妙趣横生的地步，只不过前者观察的是昆虫界，而后者观察的是16世纪法国农村中的一桩奇特判案。

作者曾任美国史学会会长，似乎是唯一一个担任此职位的女性。在此书中，她不但有女性的细腻纤巧，更加入了相当的悬疑推理元素，犹如一部“史学推理小说”，可读性很强，曾创下哈佛大学出版社的销售记录。中国有句老话，“治史当如老吏断狱”，Natalie可谓不负此言。

更重要的是，此书也很好地诠释了作者坚持的“新文化史观”：历史不应当只是帝王将相的家谱，或者淹没在烽火斧钺中的“相斫书”，更应当关注神州蒸黎、闾巷布衣的生活、文化、心灵。通过对一个乡村吊诡案件的叙述与分析，Natalie成功“还原”了其时法国农村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及政制风俗，尽管中间隐藏着想像与虚构，也无大碍。“绝对客观”的历史叙事不过是妄想或专制，更多的时候，历史学家要做的，只是用自己的眼睛凝视已不可能再归来的过去，然后将自己看到的东西用美妙的方式讲出来。

Natalie还有本《Fiction in the archives : pardon tales and their tellers in sixteenth-century France》，也值得一读。

3、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Author : Russell, Bertrand, 1872-1970；

Published : London ; New York : Routledge, 2004.

罗素不用我多啰唆了吧，这是个精力相当旺健的人物，不但跟自己老师的老婆偷情，还跟自己学生的老婆通奸，居然没有遭天谴，一直活到90多岁，著作等身。

学院派也许会觉得罗素的这本《西方哲学史》略显轻浮，他们更爱推荐梯利的那本。但在我看来，仅就清晰、有趣与深入浅出而言，至今还没有同类著作能超过罗素此书。

略微遗憾的是，这本哲学史只写到现代的逻辑分析哲学就结束了，其后五花八门的现象学、存在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均未涉及。我目前还没发现一本比较好的完整的20世纪西方哲学史（肯定有，但我不知道，望达人指点），只能暂告阙如。

4、《Literary theory : an introduction》

Author : Eagleton, Terry, 1943-；

Published :Oxford, U.K. ; Cambridge, Mass. : Blackwell, 1996.

伊格尔顿的这本《文学理论》上世纪80年代在欧美风行一时，也是我所见的介绍西方现当代文学理论最好的一本著作。他本人是西马阵营的文学理论家与批评家，在介绍各种文学理论时难免也会举起批判的手枪，通常都瞄得准，很少无的放矢，也不带太多党见。

西方现当代文学理论向以晦涩著称，有时读起来让人便秘，伊格尔顿有意识地对此拨乱反正，如其所说，“要使这一学科通俗化但不是庸俗化”，因此本书相当流畅与清晰，即使讲解恐怖的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亦如庖丁解牛，每中肯綮，又如中国古代房中第一秘技——九浅一深，十（实）在舒服。

本书的导言“what is literature？”回顾了现当代各种流派对文学的定义与思考，并提出了作者自己的看法，可谓对这个老掉牙问题的集小成的一次回答，值得一读。

5、《Lectures on literature》

Author : Nabokov, Vladimir Vladimirovich, 1899-1977；

Published : New York :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 [Columbia, S.C.] : B. Clark, 1980.

我一向觉得文学就像美乳娘，是拿来看的，拿来干的，不是拿来讲的，但纳博科夫这本《文学讲稿》打破了我的偏见。纳博科夫作品中为大家所熟知的是小说《洛丽塔》，这部书也为日系AV贡献了不朽的术语“萝莉”。说远了，回到这本《文学讲稿》，它实际上是纳博科夫在康奈尔大学的讲义整理，探讨了包括《包法利夫人》、《追忆似水年华》、《变形记》在内的七部名著，是一个文学大师向七个文学大师的诚恳致意，也是一个文学福尔摩斯对七个文学对手的完美侦破。

纳博科夫在文学批评中使用的手法主要文本细读，而其手眼心思都高人一等，往往拈出一些你熟视无睹的细节，用手术刀式精准的语言加以解剖，发人深思，令人心折。实际上，纳博科夫技不仅此，他更通过细节分析来让我们把握一个又一个大师的独特风格。“风格和结构是一部书的精华，伟大的思想不过是空洞的废话”，他这么教训道。

在《讲稿》的开篇，有代序性质的《优秀读者与优秀作家》一文，影响我颇深。且摘录几句：“好小说都是好神话”，“作者与读者将自然而然地拥抱，如果这本书永垂不朽，他们就永不分离”，“有价值的东西无不带有若干主观成分”，“说一篇小说是真人真事，这既侮辱了艺术，也侮辱了真实”，“大作家都是大骗子”，“读一部天才之作，不只是用心，也不全靠脑筋，而是要用脊椎骨去读”。

6、《Tristes tropiques》

Author:Lévi-Strauss,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John and Doreen Claude Weightman;

Published : London, Cape，1973.

列维-斯特劳斯，20世纪最牛逼的人类学家之一，这本书是他最有趣的作品，文体上有点模仿游记，但比《徐霞客游记》更有人情味，比《马可波罗游记》更信实。此书几乎是一部热带原始部落的小百科全书，充斥着比照片更丰满的故事，比故事更深刻的思考，比思考更有魅力的神秘。

洋毛子对此书有段比较好玩的评论，且抄下来敷衍：“这部抒情的、辛辣的、谜一样的作品不屑于依靠片段或残迹去重构已经消失的地方色彩。显然，这是一部为所有游记敲响丧钟的‘游记’”，“它是一部关于20世纪的书，也是一部否定20世纪的书。”

不过我却没有看出上述微言大义，我只看到了“好看”，而对一本学术著作来说，“好看”二字，真是最高的赞美。

7、《The phenomenology of the social world》

 Author : Schutz, Alfred, 1899-1959.Translated by George Walsh and Frederick Lehnert. With an introd. by George Walsh.

Published : [Evanston, Il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67.

舒茨是公认的现代社会学开山祖师之一，此书也是他的代表作。在本书中，他吸收了胡塞尔、伯格森的思想精华，进而批判韦伯的一些社会学概念，最终建构自己的社会学理论。

也是在本书中，他首次提出了若干重要问题：行动者如何把意义赋予其行动？“他人的自我”在什么情形下，或者说，通过什么方式，对“我的自我”有意义？我们怎样才能理解他人的行为？

这些都是哈姆雷特式的直指人生、社会本质的问题，有没有结论，或者结论如何我觉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提出问题。一本优秀的学术著作，在提出问题上的贡献，往往比解决问题上的贡献更大。

（我现在正等待，那个足够好的问题，能穿过沈杳冥霭的时空，赶来击中我那苦恼的肉胸膛。）

8、《Open letters : selected writings, 1965-1990》

Author : Havel, Václav，selected and edited by Paul Wilson.

Published : New York : Knopf : Distributed by Random House, 1991.

哈维尔这人极富传奇色彩。1967年前苏联入侵捷克，哈维尔加入“自由捷克电台”，对红色强权口诛笔伐，事后遭到亲苏捷克政权的清算，作品被封杀，人也被送去作酿酒工人。但这个硬骨头仍不屈服，长期发出极不和谐的声音，并在1977年联同其他异 见人士发表可当作捷克独立宣言来看的“七七宪章”，遂被逮捕入狱，罪名是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危害共和国利益”以及“颠覆共和国”等。1989年“苏东波”爆发，捷克剧变，翌年哈维尔出任捷克斯洛伐克联邦总统，1993年又出任捷克共和国总统。

这里推荐的《公开信：哈维尔选集（1965-1990）》，是他中前期批判专制的系列论文、宣言与书简，其中包括国内读者比较熟悉的《Power of the powerless》（崔健《无能的力量》的标题也许正是受此启发）。哈维尔后期关于政治媒体一类的演讲与论文，我不太喜欢，总觉得说教味开始浓起来，而其中的激情也略显假大空。

摘一段来自《Power of the powerless》里的话以结束吧：

“意识形态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联系世界的方式。它赋予人类以认同、尊严和道德的幻象，而使人们与实质轻易地脱离。作为某种超越个人与客观事物的贮藏库，意识形态让人们欺骗自己的良知，掩盖他们的真实境况和不光彩的动机，自欺欺人……因此，意识形态根本的辩解功能，是向后极权主义体制中的受害者和支持者们提供假象，让人们相信现行体制是与人类秩序和宇宙秩序相和谐的”。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颜李学派创始人、河北博野的颜元（号习斋，1635-1704），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者。但和寻常的理想主义者不同，颜元更加务实，他少时学陆、王，继而改从程、朱，终于悉加摈弃，一意讲求经世致用之学，而“实学、实习、实用”之精神，也由此而生。

颜元的一生，大约可以30岁划个界线。30岁前，他学仙、学剑，意气峥嵘；30岁后，他讲学、修行，记日志，对自己坚信的“道”、“礼”满怀敬畏。

15、6岁时，颜元沉溺于“仙”之幻觉，娶妻一年都不搞性生活，但很快发现“仙”之虚妄，转而恋上风月，李刚主《颜习斋年谱》说他当时“有比匪之伤，习染轻薄”。不过18岁后他就不再乱来，“虽邪媚来诱，辄峻拒之”。

然而少年人之血气方刚，无从排解，颜元遂练拳泄愤——武术方面，他有幼功，8岁 就从吴洞云学“骑射剑戟”。习斋也许是有清一代学者中打架最厉害的，王源为其立传，讲了个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一个叫李子青的江湖豪士，有天看颜元身带短 刀，一定要跟他比划比划。颜元开始不干，李子青就得意地在月下打了趟套路，显摆身手。颜元看后笑了：“如是，可与君一试”。于是折竹为刀，与李子青相击数 合，中其手腕。李大惊，掷刀拜服：“吾谓君学者尔，技至此乎！”

击剑就一定任侠，没啥好客气的。在开封闹市中，颜元见一朱姓少年，相貌甚伟，遂沽酒与饮，谈理想谈高兴了，就半醉起舞，高声为歌，有两句相当漂亮：“纷纷世儒何足数，直呼小儿杨德祖”。（杨德祖，即杨修，这里是用《世说》典故）。

30岁前的颜元，就是这么样。王源解释说：“盖先生自幼学兵法，技击驰射，阴阳象纬，无不精，遇豪侠，无贵贱莫不深交之”。

30岁 后，他开始收勒身心，日必三省。为了检讨每日的言、行、思，他约好友王法乾同写日记，“逐日逐时记之”，并交换看，“彼此交质，功可以勉，过可以惩”，最 终使“心不得一时放，身不得一时闲”。不像后来鲁迅所嘲笑的，名人写日记是为了出版，所以没多少实话，颜元的日记比较真诚，更像一个苦行僧的笔录。他写自 己曾暮行于小胡同，忽觉背痒欲搔，旋即想到虽无人看到，也不能“容貌不庄”，于是忍住不挠。他甚至将“昨晚与老妻性交”一类的行为，也悉数记录。（不好意思，弄错了，此条是李刚主干的事，谢谢Joe. Cool的大哥指出）。以今天的眼光看来，颜元的行为近乎迂腐，其弟子李刚主为作悼文，揭发他“坐必直首端身，两足分踏地，不踰五寸”，连两脚的距离都算得一丝不苟。但是，在这迂腐的中间，也藏着一个人对自己信奉的价值观的坚守不弃、身体力行。

其实，颜元的思想在当时已算相当积极。他第一次较系统地提出学科细分的意见，且尤其侧重如兵法、算术、工学等过去不为士大夫阶层所热心的“实学”，在当时可算空谷足音。我常常想，如果颜元中年的办学实践不因天灾而失败，清代的学术面孔，真可能变成别种模样。

那次“教学乌托邦”尝试是在漳南学院，其规 制甚宏：中间有“习讲堂”，大约是讲实习之学；东面有两斋，一是“文事”，讲礼乐书数、天文地理，一是“经史”，讲十三经，历代史、制诰、章奏、诗文；西 面亦有两斋，一是“武备”，讲诸子兵法、水陆攻守、射御技击，一是“艺能”，讲水学、火学、工学、象数。此外，还设有应试的理学、贴括二斋。

遗憾的是，书院由当地土老肥按颜元的想法出钱修缮完后，开张首日就下大雨，经月不已，终于被泛滥的漳水将书院冲垮，垣颓壁残，堂舍悉没。颜元在失望中离去，他的弟子们送他数十里，“痛哭流涕”，而“先生之教亦不能大行焉”。

此后，颜元隐居数十年，除了小规模教学、著 述外，拒绝贵人的一切帮助，“有劝之仕者，笑而不答”。他的不肯出仕，并非清高，而是出于对世局的失望。事实上，颜元的心中一直有着强烈的经世愿望——他 曾写过《会典大政纪》，说：“如有用我，举而错之”，又曾说：“天下事皆吾儒分内事，吾儒不任事，谁任事耶？”

临终前，他对门人说：“天下事尚可为，若等当积学待用”。这个理想主义者，至死都没有放弃对理想的执著，对未来的期望。

（《晶报》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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