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石男 《看天下》专栏)

1991年5月，我参加“纪念五四”演讲比赛，准备一亮相就大声武气喊：“72年前的今天，五四运动怒潮排空”，狗血溅得一礼堂都是。其实我自己写的开头是“今天风和日丽，我来缅怀五四先驱”，老爸说压不住堂子，就给改了。

谁知道演讲词竟会撞衫？我的同学徐勇，第一句话也是“72年前的今天”，而且先喊，这就让跟着上场的我活像一台电池不足的复读机。他拿了二等奖，我则颗粒无收，回家气鼓鼓找出日本人长泽龟之助编著的《几何学词典》研读。这书砖头样厚，辅助线多如蜈蚣脚，读它近乎自虐。

几月后，我去市里参加省数学竞赛，一行4人，徐勇也在其中。比赛前夜，我们不复习，不休息，跑出去找家麻辣烫大吃大喝。那时，我们以不用功而成绩优秀自豪，或者以不用功而成绩劣等骄傲，对努力学习获得优秀成绩的瓜娃子报以广泛的舆论批评。后来我得了省二等奖，徐勇则颗粒无收，只能在拱猪牌局上大败我数次以泄愤。

1992年，我和徐勇都考上重点高中，在一个班，还是同桌，不过很快就被调开，因为我俩一上课就合伙到处找女生鬼扯，如吸尘器般将那些齐耳短发、马尾巴、披肩发、大辫子统统吸过来。如果女生受到警告不跟我们聊天，我们就抵掌对谈，可以说得墓碑大笑、旱地痛哭。将我俩放一桌，是个错误，等于让希特勒和列宁搭档登台演讲。

说起来我和徐勇颇相似——都是教师子弟，家教严而有逆反心理；都是骄傲而孤独的少年，自命不凡，虽然没什么本领，天生看不起人，却少有证据支撑。我们成为朋友，就像香烟和火柴一样自然。

徐勇常来我家玩，帮剪字。那时我爸妈在搞副业，做锦旗、牌匾。徐勇的手指细长灵活，干起活来麻利得像个神偷。我爸妈都喜欢他。留他吃饭，他吃得少，我爸妈就更喜欢他了。

高三时，他出了点事，跟一个白胖乖巧的女生早恋，后来分手。女孩独自喝了一斤多白酒，被送去医院洗胃。他受处分，留了一级。我去看他。他散靠在椅背，闷头闷脑，厚嘴唇撅起，像在跟命运赌气。见我来，他干笑两声，眼睛眯成三棱刮刀，从厚眼镜片后射出奇怪的光。我约他出去喝酒，他拒绝了。

又过几月，他因偷钱被开除，去一家工厂当工人。我考上大学，约他喝酒。他来了，穿件暗红真丝T恤，皮鞋很亮，头发用了不少摩丝。喝多了，他盯着我，说：“石男儿，你去读大学了，但你要记得，打拱猪，你总是输给我”。这是我们最后一面，时间是1995年夏天。

4年后的一个雨夜，他将在中学做出纳的朋友灌醉，扶到后者宿舍躺下，捡起门后一支8公斤哑铃，试图将人砸昏，好掏走其裤腰挂的保险柜钥匙，但心急火燎之下，用力极猛，将人脑壳砸得稀烂。白天，他帮朋友清点学校8万块补课费时，默记了保险柜密码，可是记错了。钱没偷成，他懒得逃，就在当地游戏厅里赌翻牌机。3天后，他翻墙回家要钱，被警察捉到，数月后被枪毙。我父亲在执刑前的公决大会上见到他，面目浮肿，眼神空洞，也无所谓生，也无所谓死。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跟许多人谈过徐勇杀人案，沾些唏嘘，带点感慨，探讨缘由，想象细节，但我很少说起与徐勇渡过的少年时光，说我和他曾有一段不错的友谊。我和其他人一样，把他描绘为脑袋上长犄角的怪物，流着罪恶血液的凶徒，或者天生堕落的失败者。我没有向人坦白，他在与我是朋友的那些年份，还没有注定要成为一个怪物、凶徒或者失败者。

多年以来，我不曾称他为“我的朋友”，想起与他的交谊，也总是迅速快进，或者干脆扭断往事的脖子，转成一声叹息，而这叹息中，又藏着不可告人的庆幸。直到今天，我才能以另一种方式回想这个少年时代的朋友：我们一起参加数学竞赛，一起打拱猪，一起逗女同学玩。我们在夜晚偷保卫处长家的香肠到后操场烤来吃，我们在青龙咀的小馆子里喝得眉飞目动。

应该完整地回想一个人，将他作为朋友，即使他是已经送命的凶手；应该承认他的血腥，是给还活在世上的自己的殷鉴，记得自己和他多么相似；应该朴素地抓住命运的本质，去掉戏剧化也去掉冷漠，在往事之前，弯身为他上一炷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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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于《博客天下》）

据说，生活在对未来的希望中，是天真的人通常采用的逃避方法；生活在对过去的怀想中，则可能是久经世故的人习惯采用的逃避方法。美剧迷是第三种人，他们既不那么天真，以致无法将遥远美剧与自己的生活经验联系在一起，也不那么世故，以致无法从美剧中想象未来。他们在美剧中得到另一种人生体验，部分将自己镶嵌其中，部分置身剧外，由此获得快乐，使干枯冷寂的日常生活变得温润多姿，让灰暗潮湿的屋子透入大片阳光。

弗洛姆说过，人是唯一能感到厌烦的动物。时间流逝，而没有什么令人欢喜或痛苦的事情发生，人就会感到厌烦，因此必须使自己的感觉变得麻木，或者寻找一些寄托——俊男靓女谈恋爱而宅男宅女看美剧。如果大量的时间在我们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流逝，那我们就会断言自己度过了一段快乐时光，反之我们会认为自己的生活乏味。观看心爱的美剧，正可以使我们感到快乐，从而远离乏味。

不过，美剧迷必须要做好心理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离别。每年春夏之交，美剧会暂停更新，因为美国人要外出玩耍，男人去沙滩上晒大肚皮，女人去海水里扮美人鱼，少有人会宅在家看电视剧。而在告别之前，一些播出多年的美剧会迎来大结局。2009年春，《越狱》被永远关入黑狱，《急诊室故事》停止心跳。2010年春，《24小时》丧钟鸣起，《迷失》不再回归，《丑女贝蒂》安乐死。2011年春，“罪案”系列进入档案室封存。而今年，我们又不得不迎来《豪斯医生》和《绝望主妇》等剧的收官。

“告别就是死亡一点点”。雷蒙·钱德勒在《漫长的告别》中如是说。不过我们的美剧迷不会这么悲伤，他们会认为，告别就是精彩一点点，就像一个美剧迷写的：“假如美剧告别了你，不要悲伤，耐心等待，新的剧集很快就来”。

这个新的剧集，可不包括咱们大陆拍的山寨美剧。国产电视剧特别喜欢消费美剧——就像土老肥连纸内裤都要标榜是LV的——而且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柳叶刀》宣传自己是“中国版《豪斯医生》”，《漂亮主妇》、《五十玫瑰》等结伙打着“中国版《绝望主妇》”的旗号；《丑女无敌》脸皮扎实地声称自己是“中国版《丑女贝蒂》”；正在播出的《青盲》则恬然表白自己是“中国版《越狱》”……这些“中国版美剧”和美剧的差别，就像林志颖和林志玲的区别，周慧和周慧敏的区别，奥拓和奥迪的区别。美剧迷们不看美剧不会死，但要他们去看“中国版美剧”，可能真的想死。

美剧何以具有如此魅力？在我看来，大约有以下因素：

一是选择。美剧制作相当精良，从剧本到演技，从视觉到音乐，无不精益求精，差不多是把电视剧当电影拍，不像咱们是把电影当电视剧拍，再把电视剧当六一儿童节文艺演出拍。美剧的选择面很宽，类型也很广，举凡法律、医学、心理、犯罪、战争、悬疑、科幻、都市言情……如七宝楼台，灿烂琳琅，你总能找到一款符合你口味的。不像国产电视剧，赶时髦爱抱团，一窝蜂不是谍战剧就是宫廷剧，或者家庭苦情剧。谍战剧无非各种余则成，宫廷剧无非各种没头脑的爱新觉罗和不高兴的叶赫拉拉氏，家庭苦情剧无非各种小三小四各种婆媳关系。面对国产剧，我们的选择总是不够，我们总是在换台，但很少能锁定。

二是情节。美剧情节紧凑如处子，跌宕如群山。每三分钟一个高潮，五分钟一个悬念，八分钟悬念就需要破解。编剧都是手持秒表的故事大王，剧情如果略有拖沓，就如选美冠军身上的赘肉一样不能让人容忍。职是之故，美剧漫长，但不冗长；离奇，但不离谱。美剧是商业时代近乎完美的商品，将所有刺激人情感与心理的元素，精准地嵌入剧情之中。于是观看美剧的愉悦也成为一种可以计量的东西，就像它是一公升黑啤或五斤车厘子。多数美剧也饶富幽默感，而且不是滑稽或装疯卖傻。幽默和滑稽之间的区别，大概就是卓别林和小沈阳之间的区别；幽默和装疯卖傻之间的区别，大概就是奥普拉和谢娜之间的区别吧。

三是人物。国产剧中的人物不是傻得要死，就是假得要死，而美剧的人物，从角色设计到角色扮演，都个性鲜明又真实动人。即使是配角，也决非面瘫飘过的路人甲。

四是互动。观看美剧，你会身不由己地打开你尘封的脑袋，掏出里面的思维能力，寻找剧情中的线索，推测下一步会发生什么。观看之后，剧迷还会涌上美剧网站或论坛，讨论剧情与人物，其热烈程度，不亚于百度快女吧，而讨论的智力含量则远较后者为高。不止在网络上，生活中美剧迷也常会粘稠互动。我观察到一个现象：相当数量的美剧迷都不善言辞，他们嗓音干涩，像风吹过干草，或者地窖里小动物爬过碎玻璃；可一旦他们聊起美剧，立刻眉飞色舞，声音像拌上了冰糖银耳，说起来也没个完，彼此之间就像热恋中的情人，而美剧就是他们的催情素。

五是代入。欣赏所有文艺作品都或多或少需要代入感，而美剧迷的代入感格外强烈。一部收看了多年的美剧，对他们来说就是自己生活的一部分。那些剧中人不再只是剧中人，而是自己生活中的朋友、老师或打飞机的对象。美剧迷常将收看一部美剧当作自己的年度大事，就是因为美剧不但丰富了他们的生活，还影响乃至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事实上，美剧迷的生命常是以剧集的时间来计算的，一部《豪斯医生》，就是八年生命——恋爱、结婚、生子……都在注视豪斯医生也被他注视下进行。剧迷和剧集并肩前行，他们长在一起，不可切割，不可分离。

 六是惊喜。美剧中常有政经学各界名流客串。奥巴马就在《流言终结者》中出现过，而且是在真实的白宫录制。您能想象咱们请涛哥坐在中南海里，接受《宫2》的拍摄吗？股神巴菲特也客串过《我所有的孩子》，在里面演卷入一桩丑闻的自己，还拿了700美元片酬。最近霍金又现身《生活大爆炸》，让剧迷们乐不可支。

不过，我要提醒美剧迷们，美剧虽好喝，也不要贪杯哟。荣格说，一个人害怕变老，是因为他现在没有真正的生活。而太过沉溺于美剧中，人很可能就与真正的生活擦肩而过。

当然，美剧迷多半不愿意听这种假模假式的语重心长，他们如果读过莎士比亚的戏剧《皆大欢喜》，就会抬出公爵那段著名的话来为自己辩护：“我们这种生活，虽然远离尘嚣，却可以听到树木的谈话。溪中的流水便是大好的文章。一石之微，也暗寓着教训。每一件事物之中，都可以找到些益处来，我不愿改变这种生活。”那我也只好抬出阿米恩斯的话来回答了：“殿下真是幸福，能把命运的顽逆说成这样恬静可爱。”

爷爷之死  

 写《书林清话》的叶德辉，长沙商会总会长，死在农会手上，时间是1927年。他的学问很好，人品却不太对劲。编房中术丛书，乱搞男女关系，为人吝啬，并且依仗28岁中的进士头衔横行乡里。不过他有时也很有趣。作为知名藏书家，他的书架上贴着“老婆不借书不借”的纸条。书中常常夹着春宫画，因为他相信火神是女性，看到春宫图会不好意思，就不来烧书了。他跟我爷爷不是一代人，也没有什么共同处，除了两个地方，一是同为旧文化的嗜好者，一是都死在所谓“改朝换代”之际。

爷爷死在解放初期的军管会手上，时间是1951年4月1日。关于爷爷的生日，现在已经没有长辈可以说得出来，惟有通过我奶奶是1900年出生推测，爷爷可能是1890-1900之间出生的人，跟郭沫若、胡适、许地山等人同时代。

从我染上一种叫历史癖的非流行病之后，就一直想做一件看上去似乎有点迂腐的事——重修家谱。家谱不是封建迷信，更不是上流社会的奢侈品，相反，即使不是贵族和世家，每个平凡的人家都有权利修整流传自己的家谱。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血缘关系是最值得珍惜的东西，而家谱不仅能满足你对回忆和好奇的要求，说再玄一点，它更是一部记录你自己灵魂来源与传承的家族史。即使我们的祖上并不出色，也并不妨碍我们对他们的追想、热爱与尊敬。

失去了家族史的人是不幸的，我也是其中一个。

爷爷死的那年，我爸爸才7岁，我大伯当时28岁，作为国民党政权的一个粮食局小科长，正在交代问题。我三伯17岁，在读高中，是他将爷爷收殓。但现在已经记不得爷爷葬在何处，也许在如今犍为县某个商业步行街的店铺下面，但我更愿意想象爷爷长眠在某个街心花园下面，或者广场的喷水池下面。

有年国庆，三伯一家从重庆回五通桥，一起去犍为看看，我跟去，想找一下关于自己祖上的蛛丝马迹。坐了1小时的汽车，看了犍为文庙（很雄大，川南最大的文庙之一，大伯、三伯等人曾在里面读小学），吃了顿豆花饭，雨下起来，一行老小匆忙返回。我什么也没找到，一个字都写不进家谱，很是失望。

爷爷之死，我听到过三个版本。

一个是爸爸的说法，转听自大伯，说爷爷在1948年不知识时务地考上“世纪末”的县长培训班，结果当了1年的福乐县（小县，只当现在一个镇那么大）县长，就被清算了。我不能理解，爷爷以前教私塾，几亩薄田，诗书传家，没什么不良记录，也没什么势力，仅仅一年的“失节”，何以就会掉脑袋？

另一个是三伯说的，当时军管会一头头看上了二嬢，但她拒绝了，远上北京读大学，这个头头恼羞成怒，就把爷爷抓来关了半年，然后杀掉泄愤。做不了女婿，就做刽子手，这也太异质思维了吧？我仍不能理解。

最后一个是大堂哥说的，转听自他的妈妈，也就是我的大伯娘，说是当时奶奶的弟弟在犍为做生意，得罪了人，爷爷帮他的忙，结果把自己搭进去了，被陷害致死。这个版本也有疑点，阿婆的弟弟并没有送命，为何一个仅仅帮忙的人要被判死刑？大伯娘的话常常有点悬，2003年她过85岁的生日，但是2004年她就过上了93岁的生日，说是其实比大伯大十岁（以前的说法是她比大伯大三岁），怕家里知道，不同意他们的婚事，就天长地久地隐瞒了年纪。

现在，综合来想，我宁肯相信自己的一个猜测，从老爸的性格和我自己的脾气来看，如果性格也流传有序的话，那么爷爷的脾气一定也古怪、易怒，像颗定时炸弹一样随时可能爆发。他一定得罪过不少人，尤其是小人，因为他疾恶如仇的性格在我老爸身上保留得非常清澈。而在那改朝换代的时间里，小人很容易窜到一个得意的位置，上下其手，大报其仇。

再不可能回来一个长辈，告诉我爷爷的真正死因。爷爷不是名人也非要人，只是一个还算有学问有性格的旧知识分子。这样的人死去了史书上不会有记载 （我翻检过大量相关地方志和地方文史资料选辑），当时的报刊上也不可能有深度报道，到最后民间再没人记得。

爷爷没有经过公开审判，就在一个晚上被拉到野外枪毙，时间是1951 年4月1日。那一年，全国类似的执刑还有数十百万。死者的子孙，有的也许和我一样，在苦苦追查自己爷爷的死因，但大多数人，早就失去了探究的热情，他们宁肯兴高采烈地讨论三流明星自杀的新闻，也不会关心自己爷爷为什么无辜或有辜地死去。

纪念我的外婆丁玉秀

我的外婆丁玉秀于2010年2月6日下午6时24分去世，享年94岁（虚岁）。长我两辈的至亲从此一个不剩。我外公死于1956年公私合营，我爷爷死于1951年镇反，我奶奶死于1983年我小学一年级。

外婆的一生，平凡而曲折。

她出生于1917年，嫁给外公后，过了一段短暂的好日子。外公在牛华镇杨泗湾开面厂，有十几个工人，在当地算是士绅阶层。上世纪80年代我妈带我和姐姐给家公上坟，常指着杨泗湾的山头说，那一片山曾经全是你们外公的。

1956年公私合营，面厂收归国有，外公在恐惧与疾病中去世。留下七个孩子，其中四个是外婆所生，五嬢、舅舅、我妈（七嬢）、九嬢。他们最大的也不过十几岁，最小的才6岁。外婆一手将他们拉扯大，同时还要赡养张家婆（外公第一任妻子的母亲）、吴二嬢（外公的二姐，有轻微智障，终身未嫁）。两位老人在1962年死于大饥荒的末梢。

在我妈幼时，家里变卖东西是常事。特别是开学，要筹学费，就得扛着铺盖卷去卖。迫于生计，外婆去面厂做了绞面工人。这面厂本来是她家开的，现在重新回去，身份却由老板娘变成“从业人员”。所谓“从业人员”，大约指资方家属或政治上有问题的人员，属于“政治贱民”，低人一等。

在历次运动中，外婆不会受到特别的迫害，但要接受常规的抄家、批斗等待遇。九嬢记得文革中有人来抄家，声音很大，外婆一言不发，让他们抄。等他们走后，很高兴地说，刚才听到他们要来，急中生智，把稍好点的几件衣服都泡在大脚盆里，假装洗，躲过一劫。我的舅妈则回忆，在文革中，舅舅到犍为去组织造反队，外婆则被拉到街边挨斗，站在一条板凳上，头垂得很低，背佝偻得更低。

现在写这些倒没有什么“我控诉”的意思，贵党执政60年的人道主义灾难，罄竹难书，我外婆不过是亿万被侮辱被损害者中的普通一员。

1975年外婆退休，带着伤残的螺丝拐，那是在厂里不慎被机器打伤的，在脚踝处鼓了一块大包，发亮，下雨或冬季会隐隐约痛。小时候我曾好奇地摸过，感觉相当怪异。

1975年，外婆的两个女儿——我妈和九嬢，在当知青。五嬢在大渡河钢铁厂做工人。舅舅则是待业青年，有双鲁班手，依靠组装自行车、收音机、小型机械过活。他们都有光明的前途。五嬢后来入选沙湾女子篮球队，打后卫，勇猛精进，人称“小老虎”；我妈妈回城进了牛华中学，当了数学老师；九嬢回城进了粮站，当了职员；舅舅在1980年代中期崛起，创办岷江机械厂，成为方圆5平方公里内远近闻名的乡镇企业家。

上世纪80年代，是我们家族的盛世。每到过年，老表们就从沙湾赶来，从五通桥赶来，从乐山赶来，从四面八方赶来，欢聚一堂。在外婆的老宅，我们坐在庭院里，吃坝坝宴，喝香槟酒，三五成群，杯碗狼籍。

团圆，团圆，团圆。团圆是少年时代我们在老宅里能干的唯一的事。那时候亲情都随身携带，一遇到过年就掏出来点燃鸣放，也不上天，就在地面乱转，炸开来，流淌的全是温暖。

人必须到齐，缺了任一个，不论是近亲远亲，都觉得像是人断了手指，树伤了枝条，河流露出河床。

在那个年代，作为家族中的最长者，外婆不会吝啬笑容、压岁钱与勤劳——每次过年聚会的饭局，都是她在厨房里忙碌大半天搞出来的，蒸薽子饭，煮腊肉香肠，炖鸡，烧鱼，炒家常菜……每一道菜都香浓可口，每一粒饭都感情饱满。

1988年，我父亲在乐山专区医院住院，我在外婆家住了大半年。晚上挨着外婆睡，冬天，她会给我弄好暖水袋，塞到我脚下。我喜欢把腿拱起被子，她就过来帮我放下腿，叮嘱我不要“立篓子”，这样会漏风，容易感冒。

每天早晨，外婆会给我两毛五分钱吃早饭，一般只用得了一毛钱，如果吃正味轩的烩面的话，或者一毛五，如果吃黄嬢的豆腐脑的话。节约下来的钱，攒到五块，我就交给我妈。我妈答应攒到100，就还我150。这么看来，从小我就具备资本主义新教伦理，可惜长大后却遭魏晋风度奔袭。

外婆不识字，没法看我作业。她也不善言辞，开家长会，老师说我调皮捣蛋，写作文嘲笑女班主任长得丑，她就急得满头大汗，说不出话来。

1~9~8~9年我搬到五通桥住，从此离开生活了10多年的牛华镇。走之前我声称有三样东西最舍不得，五眼钟山的官司草、辜老师（小学时我的班主任，对我极好，喊我幺儿，是最早发现我有写作才能的老师）、史宣仲（发小）。当时我竟然没有把外婆算进去，不过也许这是因为我觉得外婆不单属于牛华镇，她跨越地域、超脱时间，永远都属于她的外孙。

1990-1995年，一两个月我就骑自行车回牛华镇看外婆，每次她都会出去买一只卤鸭儿给我吃，临走还会塞点钱给我，我就拿去租剑侠小说看，或者买啤酒吃。1995年我上成都读大学，寒暑假会去看婆婆，她还是给我买卤鸭儿吃，临走也会塞点钱给我，比以前更多。但大学毕业后，因为一些家庭原因，我去外婆家的时候渐渐少了。2002年后，外婆有点轻微老年痴呆，更无法对话。我给她钱，她也不知道揣好，就拿在手里，笑。

最后一次看外婆是2007年的暑假。今年春节前，我跟姐姐说，过完年去看看婆婆，她90多了，不晓得还能在多久，该去看看。谁知道就在春节前，外婆走了，我再也无法实现这个心愿。

2009年夏天我姐姐去看婆婆，她虽然老年痴呆，还是把姐姐认出来了，跟着就问：石男儿扎个没有来喃？

我再见到婆婆已是在她的灵堂。我跪下去，用力磕三个头，嘴里喊：婆婆，你的外孙儿宋石男给你磕头了！接着再磕三个，喊：婆婆，我替你的外孙媳妇刘颖给你磕头了！最后又磕三个，喊：婆婆，我替你外孙媳妇肚皮里的不晓得是重孙还是重孙女给你磕头了！

那个晚上我们通宵守灵，早上出殡，是土葬。在棺木入墓的那一瞬间，我知道我是永远不能再见婆婆了。她再不可能回来，慈爱无限地看着我，我也再不可能走到她跟前，同她说话。但是我会想念她，当我吃卤鸭儿的时候我会想念她，当我立篓子的时候我会想念她，当我看到妈妈时我会想念她。现在我在想念她。她对我的所有恩情我都不可能再回报一丝一点，我只能用想念来告慰她的灵魂，现在这灵魂已安息在外公吴致中身边。

90多年的风霜再不能给她的白发增添任何颜色，90多年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自兹消歇，90多年的做砖做瓦做牛做马也就此停止，她的骨骸会渐渐融入泥土，但她的不朽功绩——由她的血脉而生发的十数个儿、孙、重孙，未来还有重孙的儿子，重孙的重孙……将血尽脉传，带着她的叮咛，她的皱纹，她的体温。

但是上世纪80年代的吴家这个大家庭的大团圆终于不能再来了。一棵树，生长近百年，开枝散叶，亭亭如盖，也总有根系枯萎的一天。外婆的离去，就是家族的根系的死亡。虽然新的树木会长出来，还有结实的草，奇异的花，硕大的果子。

说叶落归根，根凋谢了我们又去向何方？以此纪念我的外婆丁玉秀！

1月7日悼大伯

今天上午十点多（2007年1月7日），我父亲的大哥，也就是我的大伯去世，自然死亡，享年86岁（虚岁）。大伯名万钧，字仁宇，是我从小尊敬的长者。他的个性，和我父亲完全不一样。父亲像个战士，而大伯更像个隐士。我从没见过自己的爷爷，所以幼时偶尔会把大伯看成爷爷的替代。

小时候我经常到大伯家玩，他和大伯娘住在乐山市中区陕西街粮食局宿舍。记忆中他除了写毛笔字，读书，就是看体育节目，很少上街，话也不多。当父亲慷慨激昂地怒斥党国的时候，他通常并不表态，接着就把话岔开。

大伯的生活非常有规律，每天早上7点起床，晚上10点睡觉，雷打不动。有一次我们在他家一起看女排决赛，到了10点，正打到最紧张的关节，他却不看了，准时睡觉。

大伯酷爱清静，有次我的侄子废狗去他家玩，很吵闹，他就一个人拿本书悄然离去。家人发现他不在，四处找，半天都找不到。最后在楼道的公共浴室里找到他，正独自坐在浴缸上看书。

大伯喜欢并且重视我，也许认为我是宋家文脉 的继承人，也许不过是因为他喜欢并且重视我父亲，他们七子妹中的老幺。我读大学的时候他曾拿出一本册页，上面是他们三兄弟的书法，大伯，三伯，还有我父 亲。他说，石男，你在上面也写一页嘛。我当然没有狂妄到敢于在这本册页上涂鸦的地步，所以婉言谢绝。他们三兄弟的书法都是一流的，各有特点。我父亲的字骄 傲而飘逸，瘦硬秀气；三伯的字豪迈雄浑，不拘一格；大伯的字则谨小慎微，但功力深厚。

大伯很少写草书，一般只写真书和篆书，火气已经褪尽，锋芒全部藏起，就像他这个人。父亲常说，大伯其实非常有才能，他在粮食系统中做了多年会计，业务水平一流，但始终没有往上走，因为他不敢，或者根本就不愿意。

由于成分不好，大伯受过一些不公正的待遇， 作为回应，他变得沉默与谨慎。父亲说，他记忆中的大伯长年都在值班，很多假日都在值班，等到吃饭的时候就快步跑回家，拿把扇子在那里扇炉子做饭，草草吃完 又跑回办公室，值班。从某种角度看，我的有才能的大伯，在多年政治运动的洗礼以后，成了一个类似套中人的小公务员。

大伯92年中风，98年恶化，后来奇迹地恢复了一些，在80来岁的时候，还可以打麻将，而且技术不错，记牌算牌都很清楚。父亲说，大伯有一个很好的数学脑子，这在宋家比较罕见。

2000年大伯失去了长孙，后者因吸毒抢劫杀人被枪毙，那以后大伯就更不爱说话。他并且告诉子女，如果要跟我说话，你们最好报喜不报忧。

最大的打击在去年7月，大伯的老伴，也就是大伯娘去世。后者大他三岁或者十一岁，陪他一起走过60多年的岁月，无论时局世事如何，始终与他相濡以沫，不离不弃。

大伯娘去世后，大伯达到了沉默的顶峰。他把大伯娘的遗像摆在床头柜，放上一朵鲜花，经常看得出神。过几天鲜花枯萎，他就要求家里人去换朵新的。

去年大伯曾跟几个兄弟姐妹最后一次聚会，他们中间最小的都已经62了，其余的都是7、80岁。大伯单独跟每个兄弟姐妹都照了一张相，当时他很高兴，不停地笑，虽然还是不太说话。过了一段时间，他破例开口，问自己的三女儿，你为什么不拿那天的照片给我看？

在晚年最后的时光里，大伯很少问什么话，也不大与人沟通，每天都独自在卧室里看电视。也许多年前他就下定决心将自己封闭起来，那时候是为了自我保护；多年后他将自己封闭得更加彻底，这时候没人知道原因。

父亲给大伯写的挽联，由于过于悲伤，对仗不算工稳，但我读了之后仍然被打动：“才高志颓，几度春秋不逢时，剩有风骨埋梓里；忧多乐少，无数风雨最痛心，惟余节气伴终生”。横批是“贻爱千秋”。

有人曾说，寿乃劫之余。大伯以86岁去世，也算得寿。他是一个有才能有傲气的人，却因为种种政治运动而变得谨小慎微。经历了大革命时代，抗战，内战，解放，三反五反，反右，文革，……种种之后，他终于迎来澹泊宁静的晚年生涯，但在晚年的最后时光，却又不得不屡屡接受一些坏消息。

所有这一切，都是大伯的劫，但他最终也历艰间关，得享寿年。这是福气，还是不幸？以我现在的阅历，很难回答。我只希望，在多宝寺的松柏间，他与大伯娘的骨灰盒能够相互依偎，永享宁静。60多年来他们从不曾分开，现在也再没有人能将他们分开。

(附：大伯有个终身老友，父亲也给我讲了他的故事：《热爱政治的魏伯伦（点击进入）》) 

七月三日忆大伯娘

大伯娘，我爸爸的大哥宋万钧唯一的妻子，我侄子废狗的外婆，两天前去世（2006年7月1日），走的安详，享年95岁。她和大伯在一起近70年，有2个儿子，3个女儿；2个孙子，1个外孙，4个外孙女；8个曾孙子/女。可谓儿孙满堂，得享天年。

从1983年我阿婆（祖母）去世后，大伯娘就成为宋家这个庞大的血缘集团中年岁最长之人。在上世纪40年代，她以比大伯大11岁（当年只说大3岁）的年纪而能最终排除家庭社会压力结婚，并且终其一生，不离不弃．他们的执著与坚韧令人赞叹。

现在，这个寿命接近一个世纪的长者去了，我应该写点什么。下面，我将回忆一些琐碎的小事，它们不够有趣或戏剧，但全部有关亲情。

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大伯和大伯娘住在乐山市中区陕西街粮食局宿舍，爸爸妈妈常带我和姐姐去玩。对少年时代的我，大伯娘家是个极好的去处。首先，大伯娘喜欢做吃的，而且能够做好吃的。她自己做豆豉，辣豆瓣，味道浓郁，生猛劲道。她做的红烧鱼，回锅肉等招牌菜，可以勾起任何人的胃口。但这个还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曾经，我最喜欢大伯娘的原因在于她酷爱看剑侠小说，家里有不少剑侠小说，还办理了一个租书证，每天可以在楼下街道拐角处的那家租书店里租若干小说。那时候她的眼睛已经很不好，经常只能把书举到眼珠外几厘米处看，我经常担心纸会压进她的眼睛。她喜欢的是老派剑侠小说，如王度卢，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等，我则喜欢新派剑侠，常常用她的租书证到那个拐角书店里租金庸、古龙、陈青云、卧龙生等人的小说看。每到过年，大伯娘总要发过年钱给我，而且因为我父母要将我的大部分过年钱充公入库，她常常在发给我例行的压岁钱外，还另外给我几块甚至10块，我好去买东西吃，或者回五通桥租新派剑侠看。

除了看剑侠，大伯娘另一大爱好就是下跳棋。她的入迷程度令人惊讶，由于经常没有人陪她下棋，她养成了自己跟自己下的习惯，左手下3方，右手下3方。甚至做菜的间歇都要下棋，她总是端着跳棋在厨房里出没，油烟将那幅棋盘弄得油光光的，她却下的更带劲。现在想来，那时候她其实已经70好几，她已经在体验属于老年人的孤独。

大伯娘的棋力不错，当时宋家最强的是我爸爸，跟她互有输赢。即使等我心智打开（转折点是1989年一个夏天，我和老爸下了一上午的跳棋，最终我大约以15：9胜出，之前我从未在番棋中打败过爸爸），成为真正跳棋东方不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时候，偶尔也还要输两局给她。

从下棋可以看出，大伯娘的思维和智力一直保存的很好，她即使到90岁以后，神智也是清醒的，只是眼睛和耳朵已经完全不行。每个人喊她都必须对着她的耳朵大声呼叫，就像跟她吵架一样。2000年以后，每次我带着刘颖回家，到大伯家看望，都只能走到她面前，弯下腰，对准其耳朵，使劲吼：大伯娘，我是石男，我回来看你了！她就会站起来，将脸凑到我鼻子上，反复观察，然后得出结论：＂哦，石男不？你好久回来的喃？刘颍呢＂？一旦我指出刘颖的位置，她又会走过去，用手摸刘颍的胳膊和肩膀，把脸放到她的鼻子上，认真观察，最后得出结论：“噢，是刘颍”。然后大家都一身轻松…………

今年出国之前，5月，我回五通，最后一次见到她，坐在大哥哥家门口的竹椅上，异常瘦小，我例行公事地去打招呼，之后她例行公事地把脸放到我鼻子上观察。这次有点不同，她居然还问起了我去美国的事情，可是当时我忙着去打麻将，敷衍两句赶快逃跑。现在想来，每个年轻人都要注意，当老年人想跟你聊天的时候一定不要敷衍，因为那很可能是你最后跟她说话的机会。

老年人就是这样，常常被我们忽视，但一旦他们去了，你的生活就肯定有所残缺。过去她所有的好处和恩情就会涌现出来，而你所有的遗憾和抱歉也会打得你头昏。

我现在就是这样，即使想再对准大伯娘的耳朵高声吼，我是石男，我回来看你了。那也再不可能。而且，家族内公认，大伯娘是家族史的活字典，记得无数关于这个家族过去的掌故，如果要重修家谱，她可以提供不少线索。现在她一朝西去，许多这个家族的珍闻轶事也随之永藏地底。

不过，按姐姐的介绍，大伯娘去得安详，宁静，非常有尊严。这让人比较宽心。在她95年的漫长岁月里，她一直在照顾丈夫，即使后者家庭遭遇巨变也绝不动摇；接下来的几十年，她还一直照顾儿女，接着照顾孙儿，接着照顾曾孙。一个人，活了95岁，而且大半辈子都在不断照顾家人中渡过，这本身就是一种成就，应该得到上天的眷顾。因此，在多宝寺的松柏之间，大伯娘的魂灵一定能够得到永远的静养、安息。

大伯娘半生操劳，饮食习惯也不太好，一直嗜辣，又爱吃油炸煎烤食品，而且较早就半盲半聋，不像长寿之相，但最后竟然活了95岁，也算一个不大不小的事迹。不过，她喜欢思考，天性乐观，母性极强，心底善良，万事顺其自然，这一切都可能帮助她得享高年。

东坡说：寿夭无定，若习而安之，则冰蚕火鼠，皆得长生。大伯娘肯定比冰蚕火鼠伟大，习而安之四个字，她一定也担当得起吧。

（宋石男 新快报专栏 每周六出街 )

 四一按：目前的“微言宋听”基本只发见报版，信息量少很多，尺度也小很多，遗憾。我没那么多精力来打捞热点，还有更朴实的工作要做，还有更亲爱的人要陪。朋友们如果想看更重口的微博，点文末链接。另外，五月后或会恢复“大信息量”版微言宋听。

“我有抑郁症，所以就去死一死，没什么重要的原因，大家不必在意我的离开。拜拜啦。”3月18日上午10点54分，某高校金融专业大四的女孩“走饭”发出微博，引发大量网友关注，两日内，该微博被转发6万多次，评论过5万条。然而，19日凌晨1点32分，江宁公安在其官方微博上证实，该女生已经去世，经初步调查，警方确认其为自杀。 

“走饭”的微博被人们翻了出来，她聪明、敏感、锐利，但是，缺乏阳光。她在微博中说：“最近自言自语到魔障了，刚才我一边把右手拿着的吃完早餐的塑料袋递到左手上，一边嘴里冒了一句给你”，又说：“我不需要上帝保佑我，要有种他就捅我”，还说：“不管谁对我说重话我都无所谓不过十分钟后我会躲到厕所里哭”，甚至说：“要是我生活中碰到了和我性格一模一样的人，可能最终的结果就是擦肩而过吧因为我压根不想认识这种人。”

网络空间成为逝者的数字墓地。“作业本”发微博悼念：“每个抑郁的孩子，都是不开心的天使。……谢谢你曾来过微博...走饭，早安”。“马丁马小虎”则表示歉意：“在这个本该沟通无障碍的互联的世界里，却没有人能帮帮你，对不起”。

我不想扯什么人生苦短珍惜生命一类的鬼话，那些话已经老得要长白胡子了。我只想起威廉·詹姆斯的一段话：“假设一个人在既定时间内得到的感觉只有我们的千分之一，因而等于多活了1000倍。冬天或夏天对他来说就像过了一刻钟。蘑菇及生长更快的植物像在飞速成熟，似乎转眼就冒了出来；季生灌木的荣枯如沸腾泉水此起彼伏；动物奔跑像子弹一样来去无踪；太阳快若流星掠过天际，在它身后留下一道火光。” 

如果没那么敏感，我们的生命是不是会更长？如果生命更长，我们会不会没那么敏感？ 

在那么多个凌晨，我们为什么流着泪醒来？在那么多个深夜，我们为什么又不能睡去？ 

那些忘不了过去的傻孩子们，睡了吧。你睡不睡也没人理会你，但最好睡了吧。 

那些躁动的，跳跃着的，要去找冷冰冰的大理石一样的屁股贴的傻孩子们，睡了吧。 

那些什么都不渴求的，有时蠢蠢欲动但旋即打消念头的傻孩子们，睡了吧。 

还有那些苦情的人，酸风射眸，断箭伤心，睡了吧。 

想杀了自己？或者被自己杀了？ 

省省吧，睡了吧，哪里有那么多深情或深仇。 

来吧，睡了吧，忘记你所想要的因为不切实际，回到你要回到的地方因为你只能这样。 

哀弦莫听，都是凄凉，何必弹彻。 

病翼休展，都是落地，何必缠绵。 

喝光这杯酒，就可以入睡，然后在梦中读到马卡姆的这段话： 

“如果你必须离开一个地方，一个你曾经住过、爱过、深埋着你所有过往的地方，无论以何种方式离开，都不要慢慢离开，要尽你所能决绝地离开，永远不要回头，也永远不要相信过去的时光才是更好的，因为它们已经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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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说这么沉重的话题了，来看看欢乐无限的贞操女神吧。3月20日，她微博征婚：本人38岁，硕士学位，处女。现面向全国征婚：1、作风正派、党员优先；2、有正当职业、无婚史、公务员优先；3、四十岁以下、硕士以上学历；4、婚前不能发生性接触；5、婚后三年考察期不能过性生活、考察期结束后方可行夫妻之事；6、处男优先。1-5条缺一不可，有意者请留言。 

短短两日，该条微博转发超过9万次，评论近7万条。太火了，连凤姐都忍不住发言了：“38岁贞操女似乎可以申请吉尼斯世界记录。看一下是否符合最大龄处女的条件。坚持这么多年不容易，不能浪费了。……另外，大部分女人都是健康而正常的，如果长期不如异性接触，会导致内分泌失调。本人并不建议25岁以后女性继续保持处女身。” 

可是3月22日，贞操女神突然宣布停止征婚。我糊涂了，她是找到真爱了，还是因涉嫌侮辱公务员形象而被组织叫停了？ 

不过，侮辱公务员的也许不是别人，就是公务员自己。本周，《中国青年报》称，女孩子考公务员要填写月经初潮时间和月经周期，有无性病等。“凌霜”伤感地评论道：“回想前几年女孩子考公务员还要五官端正，乳房对称。真是与时俱进啊，领导们要掌握女孩子一切生理现象，以备‘日后提拔’之需，哪天领导需要她们陪同了，只要把她们的档案拿来一翻，只要不在排卵期内就可以放心的受用”。“四一哥”则唉声叹气：“这种变态行径发展下去，以后恐怕还得填几指宽，几指深了。哎，好男不当兵，好女不考公务员。” 

最后还是来几个段子吧。本周，剪刀石头布成为微博热门话题，缘起于一则开放性的寓言：“一对热恋情侣落入变态杀人狂手中，但有一个机会——两个人石头剪刀布，赢的人会被释放。两个人决定都出石头，一起死。最后，女孩死了。因为男孩出了剪刀，女孩出了布”。 

这则寓言有各种解释各种衍生版本，“i404beta”写的是这样的：“一对热恋情侣落入变态杀人狂手中，他们被装在机器上，利刃会将他们腰斩。但有一个机会——两个人石头剪刀布，赢的人会被释放。两个人决定都出石头，一起死。最后腰里别着诺基亚的那个活了下来”。 

太冷了？没关系，这条一定会逗乐您。“吴永俊”：刚看到13名小偷在武汉开年会被警方一窝端的新闻，网友神回复:“怎么不租条船……” 

这个回复让我想起另一个网络段子：“如果能穿越，你想穿越到什么时候呀？”“1921年7月的嘉兴”。“去那干什么捏？”“报警”。

【附录】

1、我的推特（需翻墙）
https://twitter.com/songshinan

2、我的网易微博

http://t.163.com/songshinan

3、我的腾讯微博

http://t.qq.com/songshinan

4、我的搜狐微博

http://t.sohu.com/home

5、我的饭否

http://fanfou.com/siyi123123123

6、我的豆瓣

http://www.douban.com/people/songshinan/

7、我的人人网

http://www.renren.com/338166923/profile

 

（宋石男 刊于《人物》杂志）

任何一个国民，都有权利和义务了解自己国家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我在18岁时就有这个观念，也许是受了钱穆《国史大纲》导言的影响。但直到22岁读到陈恭禄《中国近代史》之前，我都未能发现一本相对靠谱的近代史著作。

1999年3月，我读大四，在学校图书馆的近代史书架上乱翻，不是范文澜，就是胡绳，或者“某某近代史研究室编”，其主要内容差不多如日本学者奥村哲所言，“动辄以‘半殖民地半封建’作为解决一切问题的魔杖”。无意中翻到一部民国的近代史著作，老商务的，封皮没了，内页纸也泛黄，信手一翻，居然不是唯物史观，也没有阶级斗争，基本是以传统史家的功夫，加上西方新史学的一些方法和视野，熔铸而成的一部诚恳史书。先将上册借回家，两个通宵读完，囫囵吞枣，不敢说全懂了，但眼前有新界开出。又借来下册，仍用两晚读完，感觉下册没有上册精彩。但总体来说，严谨扎实，不弄玄虚，也不沾染意识形态烟火气。

随着年岁增长，后来我又读到不少近代史佳作。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大纲》，虽只几万字，但令人眼前一亮，此书实际上是以论代史之作，青少年特别适合读，提纲挈领，要言不烦，每能片语解惑。但对较有基础的读者来说，很多地方未能展开，史料也略显单薄，有点不过瘾。

再后读到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大为叹服。李剑农是邵阳人，跟我妻子是老乡。有这么一个大史家，邵阳才显得体面。之前，我一直以为那里只出女博士和黑社会。李剑农本人就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政治人物，曾在“联省自治”中走到风头浪尖，一度官至湖南省省务院长。但作为曾经的政治人物，他在著述中几乎不带偏见，也不为自己参加过的政治运动曲护，难能可贵。此书在其名著《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上增补而成，将近百年极复杂的种种大事件讲述得清晰流畅，且时有鞭辟入里之深刻史论，文笔也好，是我个人极喜欢的一本近代史著作。

再后读到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作者是西方汉学界大牛，开创中国近代史“冲击-回应”模式，一度在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学界占垄断地位。他的书，平白晓畅，视野开阔，而且平心静气，虽然“冲击-回应”现在已经过气，但其书仍不可废。

再后读到徐中约《中国近代史》，港版，无删节。此书原系英文著述，再版6次后，终于有了中文版。1978年牛津大学出版社纪念五百周年发表之文告，列举数十学术名著，徐著即为其中之一。此书上自清朝开国，下至1998年。其最大特点在于能综合海内外优秀学术论著，取其精华，折衷调和，穿插经营，条分缕析，相当好读。值得一提的是，该书每章节之后，都附录相当详尽的参考书目，且多是海外论作，对国内读者来说，尤为珍贵。作者浸淫西方史学多年，讲究分析综合，而不太重考据。所引材料多来自他人著述，似乎较少使用自己发掘的第一手资料。此外偶有小瑕疵，比如论及曾静文字狱案，竟然说出吕留良被凌迟的胡话。但总的说来，此书有洞见而无党见，值得通读。

再后读到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又是另一种美妙的阅读体验。郭氏一生致力中国近代史，曾任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长，所编《中华民国史事日志》全四巨册，极有用。此外，郭氏重视口述历史，组织人力对台湾及海外幸存的近现代史上的重要当事人采访，整理出书数十种，也颇具史料价值。此书的写法比较朴素，但材料扎实，信息量大，开初看起可能枯燥，读进去之后始觉其精湛。和徐著相比，此书更重使用第一手材料，但综合与分析相对较少。可能郭氏信奉以史代论，“寓论断于叙事”，不愿自己跳出来评论吧。

读了一堆近代史，去年见到工人出版社再版陈恭禄《中国近代史》，勾起少时情怀，买回家重读，有与少年兄弟重逢的喜悦。这一读，才发现这部出版于1934年的老书，至今仍有相当价值。

据作者自序，此书是为“读者明了中国国际上之地位，政治上之嬗变，外交之趋势，社会之不安，经济上之状况，人口之问题；认识其交相影响之结果，分析其造成经过之事迹，讨论成功或失败之原因，辨别事后之得失利弊。”而他的分析框架，深受美国人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的影响，他的史学观点，又深受其老师、金陵大学历史系主任、美籍教授贝德士的影响。

是书以“政治史为经，事件史为纬”，主要研究在西方外力冲击下，中国近代政治及社会演变的原因、过程与结果。全书起自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于北伐成功之后的1930年，叙述、评议了近代中国一系列重大事件，不乏清俊之音。如论鸦片战争，陈恭禄也承认战争爆发是中英冲突的结果，但并未归结于落后就要挨打一类的民族主义，而认为冲突源于中英两国误会，“中外政教悬殊，夷夏之别太严”。再如论农民运动，作者对太平天国和义和团都没有盲目歌颂。他说太平天国攻扰半个中国，历十七年始覆灭，“除人民流离、死亡而外，别无有意识之结果”，说义和团“始于愚蠢暴民之活动……造成于顽固雪耻之大臣”、“义民不过动于情感，或唯利是图之愚民尔”。又如论辛亥革命，起因是“国事危急，而政府之腐败如故，尚无领袖指导之人才，又不肯根本着手，切实改革”，遂酿武昌首义，“革命成功之速，由于酝酿已久，清廷不能及早改革，以餍士大夫望治之心”。革命虽然推翻清廷，结束二千年帝制，但“重要问题之解决本于妥协调停免事之思想，袁世凯之赞同革命，动于权力自私之心理，其北洋军队依然存在，段祺瑞掌握军权，承奉其意，是虎而翼也，封建思想迄未铲除……民国以来，国内仍少光明正大之政治家，此纷扰尚未终止原因之一也”。再如论五四运动，也具独见，“学生乃为意气所动，其思想虽全出于爱国，而究偏于简单，轻视将来事业之预备，此固何能独责血气方刚学子？彼后鼓动学潮别有希图，诚何心哉！”尽管对五四运动评价不算高，但陈恭禄也承认其启蒙之功：“就运动本身而言，知识界对于国家之观念根本改变，认识国内之积弊，社会上问题，介绍西方之学术制度，文体趋于简易，盖有相当之成绩与影响。”

总体来说，陈恭禄对近代中国历史相当失望。在全书接近尾声时，他引用自沉的梁济的话来一浇块垒：“诸君试思今日世局因何故而败坏至于此极？正由朝三暮四，反复无常，既卖旧君，复卖良友，又卖主帅，背弃平时之要约，假托爱国之美名，受金钱买收，受私人嗾使，买刺客以坏长城，因个人而破坏大局，转移无定，面目靦然，由此推行，势将全国人不知信义为何物，无一毫拥护公理之心，则人既不成为人，国焉能成为国？”

尽管失望，但全书毫无因失望而产生的愤怒，以及由愤怒产生的仇恨。陈恭禄眼中没有敌人。他在自序中说：“人类之普遍心理，严于责人而宽于责己，对其家庭国家无不如此，诋毁外国，国人固少反对，且有爱国之名。此种畸形褊狭之心理，徒为害于国家。著者之目的，既非为片面之宣传，又非为造成国际间之仇恨，惟愿平心静气……庶可成为认识列强责任之信史也。” 这种史家襟怀，真是胜出1949年后的官方近代史论著太多。后者几乎只是在印证美国史学家亨利的论断：“政治作为一种实践，不管它如何表白，始终是有条不紊地煸动仇恨的组织。”

1949年后，陈恭禄的日子并不好过。陈伯达曾点名称陈恭禄为“反动历史学家”，而1956年12月南京大学《教学与研究汇刊》“创刊号”，开篇就是陈恭禄长达一万四千字的《对旧著“中国近代史”的自我批评》，含泪自残，令人鼻酸。及至1958年所谓“史学革命”，他的《中国近代史》再被作为资产阶级史学观典型被批判。

尽管遭受不公正批判，但陈恭禄并未曲学阿世，像某些人一样声称将过去的著作都“付之一炬”，或者以新时代的官方思想重写。他曾受人民出版社邀请重写《中国近代史》，写了一部分，送给出版社看，被劈头怒斥存在“严重错误”，他就再不写。1963年底，他撰成《中国近代史资料概述》，首次对中国近代史料进行科学分类和系统评介（此书近20年后才在中华书局出版）。1964年秋，戚本禹借评价李秀成为名，围剿剪伯赞、罗尔纲等史学家。陈恭禄在南京大学历史系举行的讨论会上，公开支持遭到批判的史学家们，并且尖锐批评说，戚文既没资料又没新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如果这篇文章是我的学生写的话，评分就不得及格”。

陈恭禄一生就是这样朴质为学，刚直为人。但他没有敌人，只培育了一批在国内外享有名誉的学者：钱存训、程千帆、牟复礼、陈大端、章开沅等。

在《怀念业师陈恭禄先生》一文中，章开沅说：“平心而论，陈恭禄先生是中国近代史学科草创时期重要的先驱者之一，他不仅培养了一批中国近代史学者，还撰写了好几部颇有影响的教材，这是他留给我们的一笔学术遗产。”如今，对多数读者来说名声并不响亮的陈恭禄的经典著作《中国近代史》再版，既是对这位近代史学先驱的纪念，也为我们后来者拓宽前进的道路。

（宋石男 南方都市报历史评论专栏 见报署名为“四一”）

明代司法机构分为中央三法司和地方司。三法司为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刑部是国家最高审判机关，有点像现在的最高法院；大理寺掌复核，也有部分最高法院的功能；都察院是监察机关，兼理刑名，有点像现在的最高检察院。地方司则包括依照行省设置的提刑按察使，府县两级的知府、知县等。

但在国家法定的以三法司为首的司法机构之外，明代还存在由皇帝直接支配和操纵（有时实权也落于宦官之手）的秘密警察系统，从侦查、拘捕到审讯及执行，做足全套。所谓“缉访于罗织之门，锻炼于诏狱之手，裁决于内降之旨”，法律失去自己的位置，司法受到极大扭曲。这套系统，历史学家一般称作“厂卫”，主要功能是侦察官员和民众的言行，不经正式司法机构之手，也无须遵循严格司法程序，可将嫌疑人直接下狱刑讯并处罚。

厂卫之酷，贯穿有明一代，即使在以宽厚著称的孝宗朝，也未能取缔。厂卫之反法制本质，《明史·刑法志》论曰：“刑法有创之自明，不衷古制者，廷杖、东西厂、锦衣卫、镇抚司狱是已。是数者，杀人至惨，而不丽于法。踵而行之，至末造而极。举朝野命，一听之武夫、宦竖之手，良可叹也”。有遗民在明朝覆亡后，发出“明不亡于流寇而亡于厂卫”之叹，泣血锥心，实不夸大。

厂卫之机构，包括锦衣卫和东厂、西厂（明宪宗时汪直创建，监视锦衣卫与东厂，后被废）及内行厂（明武宗时增设，监视锦衣卫与东西厂，只短期存在）。厂卫总部设于京师，在地方也有诸多分支机构。

锦衣卫俗称“缇骑”，最多达到15、6万人。其由朱元璋创立，除传统仪仗、警卫职责外，还兼管刑狱，名唤“诏狱”，专门侦察“不轨妖言”，可不经司法机关，直接逮捕拷讯有危害国家安全嫌疑的人员，其刑罚决定三法司也无权更改。

厂则是由司礼太监主管的秘密警察系统，只有东厂一直持续到明朝覆亡，此处姑且专叙东厂。东厂役长、番役均自锦衣卫中挑选，轮流外出侦查，一是听记刑部、大理寺、都察院和北镇抚司审案，一是打听官员情况及各种民情。侦查结果通常会写成报告，直接送交皇帝。东厂同样有独立的逮捕、审讯和判决权，除非有圣旨，司法机构甚至内阁都不能过问。

厂卫的秘密警察性质，可由其职权充分体现。首先是秘密拘捕权。明代官府抓人，需要“符”（逮捕者的身份证明）以及逮捕证明，但厂卫无须“符”，只凭“驾帖”（逮捕证）就可千里之外跨省追捕。到明中期以后，厂卫甚至无须“驾帖”即可任意逮人。其次是秘密审判权，厂卫均可自设法庭，秘密审讯。再次是秘密关押权，一下诏狱、厂狱，即如堕十八层地狱，少有生机。若冤死狱中，也无从投诉。最后是独立处罚乃至处决权，旁人无法过问。

厂卫之酷烈，于成化汪直、正德刘瑾、天启魏忠贤三个时期最甚，又以魏忠贤时期最为黑暗和漫长。

天启年间，魏忠贤以司礼秉笔太监兼掌东厂，是实际上独裁最高权力的“九千岁”。其时秘密警察多如牛虱，不论百姓或官员，莫不置于严密监视之下。有平民与朋友在密室喝酒，大骂魏忠贤，立被东厂番役捕去，凌迟处死。当然厂卫监控更多的还是官员、士人中的持不同政见者，而且一人犯忌，亲朋好友皆受株连，随时有送命可能。魏大中被逮，有司不通知其家属所系何地，大中的儿子只能偷偷跑到京师，想刺探父亲的消息，还得“变姓名匿旅舍，昼伏夜出。”杨涟被捕下狱，他的一个朋友苏继欧，已经削籍回乡，且为人低调隐忍，本不至于招杀身之祸，但为同里阉党恐吓，竟自己上吊而死。周顺昌被下诏狱，朱祖文进京访周的朋友，战战兢兢如新娶之妇，和人接洽，只在萧寺古庙之中，信件常折成指头大小，藏于鞋袜，或糊之壁间。秘密警察的恐怖，将有良心而未附阉党的知识分子个个逼成“余则成”。

魏忠贤的秘密警察统治，可谓网罗森严，为达到“未雨绸缪”、“一网打尽”的目的，他和厂卫中人拟了不少黑名单，以防范、监视名单中人，随时将之构陷、逮捕、刑讯、处罚。

当时最著名的黑名单，是魏忠贤的干将王绍徽拟进的《东林点将录》和崔呈秀的《同志录》，此外魏应嘉、邵辅忠、卢承钦、岳和声、阮大铖等人也都拟有名单。后来魏的刽子手许显纯逮人，就以上述名单为基础，钱谦益回忆说，“显纯操刀，每出片纸，姓名累累如保牒。”

王绍徽拟《东林点将录》，为增加“可读性”，将水浒群雄分配于欲构陷的朝臣名士，如东林党领袖李三才被封为托塔天王晁盖，叶向高被封为宋江，赵南星被封为卢俊义。名单一共109人，魏忠贤看了很喜欢，赞美王绍徽说：“王尚书斌媚如闺人，笔挟风霜乃耳，真吾家之珍耳。”大约是说，王绍徽这妩媚的小甜甜，却有残酷罗织的刀笔本领，真是咱家的宝贝小猪猡。

据说魏忠贤曾拿此名单去给朱由校看，这昏帝不读水浒，不知道托塔天王是何物种，魏忠贤就为述晁盖于溪头移塔之事，谁知这皇帝竟鼓掌叫好，“勇哉斯人！”魏忠贤大无趣，只好偷偷揣着名单走掉。

在魏忠贤掌权时期，大狱屡兴，前后诛杀朝臣名士不下百人（《先拨志始》记：每死一公，许显纯就剔其喉骨，以小盒封盛，交给魏忠贤以示信），无辜平民则以千计，基本上都是依靠厂卫之秘密警察系统。其狱之酷，《明史》诸传及明末野史有详尽记述，太过残忍，暂不征引。只摘方苞记史可法狱中见左光斗之《左忠毅公逸事》一段，可见一斑：“左公……席地倚墙而坐，面额焦烂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尽脱矣。史前跪抱公膝而呜咽。公辨其声，而目不可开，乃奋臂以指拨眦，目光如炬……（史可法）后常流涕述其事以语人，曰：‘吾师肺肝，皆铁石所铸造也’。”

左光斗之肺肝虽铁石铸造，终未能熬过黑狱，惨死其中。与他一同下狱的清流名士，也多遭酷刑致死。至今读这段历史，犹觉胸中耿耿，如有阴冷剑戟搅动活人生肉。

后来崇祯帝即位，魏忠贤倒台，此前的黑暗诏狱部分得到昭雪。但秘密警察统治并未结束，因为崇祯帝自己又搞起来，不但加强厂卫侦缉，还弄许多经济特务和军事特务。秘密警察的势焰较魏忠贤时代一点也不减弱，特务们对官员可玩弄于股掌，有次竟将京师附近各县县官一起免职，对老百姓更是生杀予夺，常因抢掠不成，将平民肆意逮虐。这帮秘密警察一到甲申明亡，又带头投降，期盼在新统治者手中“再建新功”。不过李自成没待见他们，不是打杀，就是赶走。沦落民间的过去的秘密警察们，被民众追逐喊打，只得“哀号奔走，青肿流血”，衣服被扯得稀烂，随身的钱也被抢得精光。

其实秘密警察头子，还真没几个有好下场。前面说的魏忠贤，只落个自杀结局；再早的刘瑾，则遭凌迟处死；而西厂的缔造者汪直，最终被放逐南京御马监，废弃而死。“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有明一代，厂卫领袖基本都是宦官，这句格言，不但印证了他们的生前，也落实了他们的身后。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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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官员的革职与复出

1925年火烧晨报馆案

中国皇权社会的赋税与动乱

晚明江浙城市因抗税而起的民变

清代内务府与皇家特供

晚明党社：士人的分权运动

清代的采生折割与乞丐救济管理

清代历史中的谣言

明代帝王与妖道

清代水灾与民间救济

麻城冤案与清代刑讯逼供

清代贱民等级与社会流动

清代社会的禁欲与纵欲

清代的息讼倡导与社会控制

清代的贪腐与“救赎”

清代雪灾与士绅社会

关于报复：清代土豪二三事

清代中叶的扬州四维

清代讲故事的人：《扬州画舫录》

板桥杂记：追忆明末清初似水风月

（宋石男 南方都市报个论专栏 见报有较大删节 看上去都不像我的文章了 见报版点此进入）

三八妇女节前夕，男女比例失调成为全国政协委员的讨论话题。专家预计，到2020年，适婚男性将比女性多3000万人左右。“剩女是个伪问题，剩男是个大问题。”北大社会学系教授李建新说，剩女多是主动选择的结果，剩男则更多是条件所限的被动结果。剩男有旺盛的生理需求却又无法通过正常途径满足，若没有必要的“安全阀”，必定带来巨大的负面冲击。实际上，近年来频发的群众暴力事件背后，往往有剩男的影子。

我同意李教授的第一句话，“剩女是个伪问题”，也同意他的第二句话，“剩男是个大问题”，但不同意他的分析和解决思路。

剩女确实是个伪命题。什么是剩女？一般的解释是，大龄单身女性。但这大龄是怎么算的？30岁还是40岁？30岁，那是女人风情最饱满、水分最充足的时候，才刚开始通向魅力之路呢，怎么可能算大龄？40岁，那是女人阅历与智慧及魅力达到第一个黄金平衡点的年纪，怎么就大了？中国人总是很早就一副老了的样子，人还没到中年就开始给自己选购棺材和墓地。这是最可鄙的，太早就老了，就奄奄一息，就失去做梦的能力也因此失去最可宝贵的生命力。基于这种猥琐的小老头心态，人们遂把3、40岁黄金年华的女郎称作大龄女，呜呼，焉有是理！

剩女最可恶之处，还不在大龄的划分，而在“剩”的恶毒语义，似乎所有未在30岁前结婚的女人，就是被臭男人们挑剩了的女人，是在时间长河中剩下的那部分奇怪的女人。剩女一词，用是否婚配的标准，蛮横地将女人划分为两种群体：被选中的，被挑剩的——后者理所当然是可悲的异类。但这种推论并不合逻辑，而且冰冷粗野。为什么那些单身女性不可以是主动不嫁而一定是被动剩下？她们为什么不能因为自己不肯降低标准而受到汁液丰富的赞美，却总是遭受非议、质疑，乃至接受众人以同情样子出现的幸灾乐祸？

说到底，“剩女”一词的背后，还是“天赋夫权”的陈旧观念在作怪。女人嘛，总是要嫁人的；女人嫁之后，又总是要成为丈夫的附庸——如果生了孩子，还会成为丈夫和孩子的双重附庸。但这种观念，在现代文明的尺绳下，早已不合时宜，我们应当唾弃之。

再来看“剩男”问题，李教授的“安全阀”提议，完全不知所云。怎么上“安全阀”？将剩男们都关进集中营或者定期喝茶就地监视？要不给他们人工配亲？这显然都不可能。

剩男的根源在于性别比例失调，而性别比例失调的根源在于计划生育催生的溺婴风俗。在计划生育推行最严厉的1980年代，溺死女婴的现象是最严重的，今日的性别比例失调，祸根正种于斯。要解决剩男问题，先得废除计划生育政策，此外别无他路。

事实上，计划生育政策是对作为人类天赋权利之一的生育权的残忍规训，并且造成了中国目前巨大的养老危机，而其政策的理论来源，又是非科学的。计划生育理论源头可上溯到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讽刺的是，马尔萨斯本人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坚决反对生育控制。马尔萨斯的理论，充满了对人口过多、地球资源有限、边际收益递减和工资铁律的悲观，但他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技术进步。近百年的世界历史表明：农业的技术进步，使地球足以负载更大量的没有任何生育限制的人口；能源技术的进步，使更多的可用能源被发现或发明；技术进步带来的经济发展，则使理性经济人基于对机会成本、休闲和生活质量的考虑，产生远离无节制生育的倾向。这几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使计划生育几乎变成是往空气中打拳。既然如此，废除计划生育，使性别比例失调的问题不再持续恶化，才是解决剩男问题的关键。

最后再说说李教授关于“剩男造成群体性事件频发”的观点。在我看来，这是一种避重就轻的伪饰性说法，其荒谬程度跟说胆汁型人格或肝火旺的人造成更多群体性事件差不多。

如果我们不肯装傻的话，就必须承认，当前的群体性事件，已经根植于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当中，是广泛的不公平和趋于极端的贫富分化的结果。政府记录的群体性事件已从1993年的8700起增至2010年的9万起，增幅超过十倍。

所谓群体性事件，主要无非三种：一是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冲突；二是民众与资方之间的冲突——最后往往也指向与政府之间的冲突；三是外来务工人员与城市土著居民之间的冲突。在这三种冲突中，剩男都只是微不足道的因素，李教授却将群体性事件归因或部分归因于剩男，哎，剩男真是躺着也中枪呀！

（宋石男，新京报约稿，说是地雷多，毙掉了）

最近网络热议的北大宣传片，我看了两遍，看傻了。

开头像是鬼片，幽幽的音乐，阴暗的老屋，有人点燃油灯。窗外，青蛙凄惨地鸣，冷月倒映池塘。镜头一转，面无表情的眼镜男一晃而过，跟着是在林子里把后腿搬到后脑勺上的姑娘，然后是一位穿着大红衣服的姑娘在晾白纱。连练毛笔字的同学写的都是“游园惊梦”，这四个字在几分钟后还会跳出来吓人。虽然白先勇在北大选过角，也不至于这么给汤显祖打广告吧？“游园惊梦”跟百年北大有什么关系？换“精忠报国”都要好些，虽然土，但至少励志一点。快结尾时未名湖飘满盛上蜡烛的纸船，更让人恍惚看到谁在做头七。

鬼魅只是此片的一个元素。苦情是另一个元素。慢镜头放篮球落地，当、当、当，真是砸得人垂头丧气。特写雨水下的残荷，令人鼻酸。雨中蔡元培、鲁迅的铜像，都用拍烈士上刑场的角度拍出来，更是让人伤感。

风光是此片又一个元素。博雅塔、竹林、未名湖、老建筑……缓缓掠过，如果再加上《北京欢迎你》的音乐，就十足是北京市旅游局出品的范儿了。

业余体校是此片再一个元素。打篮球的，打网球的，跳水的，跳绳带操的，搞田径的，攀岩的，骑自行车的，三五成群闪过，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如果只看这部分，你一定不会知道是北大的宣传片，而会认为是北京体育大学的宣传片。

但真正把我看傻了的是片尾慢吞吞推出的三个中英文双解的字：日、明、萌。导演难道不知道“萌”现在的语义吗？自从《赤壁》里林志玲娇喘着叫：“萌萌，站起来，站起来”以后，这个字就只能让人想到“幼齿”和“卖乖”。

还好，结束的定格挽救了整部片子。“北京大学”四个白色大字，凝重地出现在全黑的背景下，不由分说地给我的心添上了堵，于是我等着看接下来会不会闪出“中华魂”，结果没等着。

与北大没有一句对白或旁白的风光片相比，耶鲁大学的宣传片，用黑人说唱的方式，由风趣细节入手，立体呈现校园状况，学生载歌载舞，洋溢微笑，颇富感染力。于是有网友吐槽：两部宣传片比较，耶鲁关注的是人，北大关注的是景；耶鲁的自信来自当下，北大的压力来自历史；耶鲁有话唱出来，北大有话说不出。

对此，拍摄北大宣传片的北大副教授陈宇称，“风格迥异因两所学校价值观不同，没有可比性”。他是诚实的，“价值观不同”五字，一语道破玄机。

从耶鲁宣传片中，我们可以看到人本价值观，而从北大宣传片中，我们只能看到模糊不清的价值观，一言不发的价值观，乃至混乱的价值观。但百年北大的价值观，不是这样。百年北大的价值观，很大程度上是蔡元培先生所倡导的大学精神。

蔡先生说，“现代大学，一是兼容百家，二是专深学术”、“要做到兼容百家，必须拒绝政府、党派、教会的压制，保持教育的相对独立性”、“相信学生能够自治，相信学生能判断是非，所以不垄断思想，而是鼓励自由思考，使学生从而能独立判断”。简言之，学术自由与兼容并包，才是北大精神。 而这，在鬼片或风光片的北大宣传片中，几乎丝毫没有呈现。

或说，别再提北大精神了。在这里，有忙着写《化学之歌》并招呼学生合唱的校长，喜欢藏在临幸校园的大人物身后谄媚地笑，哪里还有什么北大精神？在这里，有鼓吹文革有理、朝鲜光荣以及“不说普通话的都是王八蛋”的“去你妈的滚你妈的操你妈的”教授，哪里还有什么北大精神？在这里，有对不和谐学生的会商制，有“绝不允许教师利用课堂散布错误言论”、“必须利用网络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书记指示，哪里还有什么北大精神？

然而我还是相信，北大精神仍可能复兴。如李普曼所言，你可以对从未存在的东西感到绝望，但你不能对人类已经表现出来的美德在未来的前景放弃希望。如果在旧北大所有的光荣与梦想中你也看不到北大精神，那么就算教育部长也帮不到你了。

（宋石男 为了佩妈的《小西湖》，客窜一把，以后还会扯一些女星，下一期是中国的泽井芽衣。）

太多中国女演员让我想到蔬菜。说到苦瓜，一定想起巩俐和章子怡，只不过一个是胖苦瓜，一个是瘦苦瓜；说到茄子，一定想到脸往里凹的舒淇；说到黄瓜，一定想到骨头快要把衣服刺穿的黄圣依；说到白萝卜，一定想到长得酷似泽井芽衣的范冰冰。而汤唯让我想到的是水果——一串因雨水量过多而晚熟的葡萄。

葡萄，是小家碧玉的代表水果之一，可上可下。往上一点，葡萄美酒夜光杯，土老肥喝小拉菲。葡萄可以酿成好酒，小家碧玉也能登堂入室。汤唯正是如此，这个出身于杭州普通家庭的小家碧玉，自2007年《色戒》的惊艳一枪后，已然跻身国产一线女星行列。后虽被封杀三年，仍能凭智性与坚韧复出，主演两部不上床的文艺片和一部生了娃娃的武侠片，其中《晚秋》更让她征服韩国泡菜们，封王称后。往下一点，葡萄让人想起“李瓶儿私语翡翠轩 潘金莲醉闹葡萄架”，那是《金瓶梅》中最勾人的场景。小家碧玉如果性感起来，可说是双倍性感，她有良家女子的端正品行，却没有朱门豪宅的虚伪气息，她自然地端庄，可一旦遇对心上人，也会自然地放荡。汤唯给我的感觉，正是这么一串可上可下的葡萄，而且不论上或下，总是那么得体。

汤唯的得体首先表现在衣着。身高1米72的她，天然就是个衣架子，也为她赢得过2004年环球小姐北京赛区第5名的尴尬成绩。由于个子高且瘦，她不需要特地掩饰腿短啊腰粗啊一类的问题，也就不用踩高跷一样地穿鞋，也不用以杀人犯的力气将腰狠狠勒毙。她的衣着通常比较低调、中性而自然，很少引起争议，她不穿龙袍，也不穿网眼透视装，如果不是盛大场合，常常就是牛仔裤白衬衫一类的如邻家女孩亮相，看着挺舒服。衣着得体对一个女星而言，和减肥食谱同等重要，也跟月经调顺同等重要，却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衣着不得体，减肥再多又有什么用？你看现在励志版的芙蓉姐姐，其实脸蛋身材并不坏，为什么一出来我们就笑得前仰后合？就是因为衣着。衣着不得体，不但毁掉身体曲线，甚至可能毁掉脸蛋。我曾经蛮喜欢高圆圆，大眼睛高鼻梁，长得像每一个做春梦的少年心中的初恋女郎，可惜她现在也半残了，到处挤乳沟。高圆圆的脸就不适合爆乳装，爆乳装必须是力大锤沉的巩俐那种才适合，把乳沟挤到下巴上都不会觉得不协调。汤唯也穿过深V字领礼服，深得都快露出肚脐眼，但你一点都不觉得替她害臊，反而有种怜惜的审美在心中冉冉升起，就是因为得体。

汤唯的得体还在她善用其容貌。这话听来有点奇怪，容貌也要用？呵呵，古话说，女为悦己者容，容貌当然可以是动词。汤唯本身长得最多算中上，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鼓吹她漂亮得不得了，不知道这些家伙是人云亦云还是猪油蒙了眼睛。汤唯脸型不错，小巧，尖锐中不失圆润。但她的五官实在跟精致没有太多关系，小眼睛泛点肿，嘴巴旁边老是有鱼尾纹若隐若现，她当年考中戏表演系连续两年都因脸蛋平平落榜，后来改考导演系才考上，中戏考官除了搞潜规则不是很让人喜欢外，眼力还是不错的。

长相不算漂亮，汤唯却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就是因为她善于使用其容貌，主要是表情和眼神。一个人的其它东西可以掩饰，但智商和表情很难掩饰，二者都能自然泄露此人的真实内涵。对女孩子来说，表情舒服到位，甚至比世俗意义上的漂亮更加重要。汤唯的表情，好就好在停顿。这是东方女性特有的美。你看欧美的女星，发起情来真是可怕，挤眉弄眼马嘶牛鸣的，有时只能用面目狰狞来形容，这也是我不怎么看欧美毛片的原因——你不能总是看动物世界打手枪吧？但汤唯不是这样，她的表情，从来不会太夸张，而且转换之间，必然有恰到好处的停顿。这种停顿给我们带来寂静的感觉，就像《老子》说的车辐一样，从无中生出有。有时你看汤唯停顿的表情，会感觉自己来到夏季寂静野外，听到昆虫嗡鸣、微风拂过庄稼、一只布谷鸟在灌木丛中歌唱——由于寂静，这些声音会分外明显，更加动人。

如果表情是脸的灵魂，那么眼睛就是表情的灵魂。眼睛是奇妙的东西，我不相信有任何爱情可以发生如果没有眼睛的交流。汤唯的眼神，温柔起来可以放倒一头大象，迷离起来胜过一场大雾。她的眼神里尽是不无心机的清纯，“彼色来授我，我魂往与接”，说的就是汤唯眼神的魅力。不过有时汤唯的眼神也挺狠的，包裹在那温婉小眼里，让人倒吸一口凉气。但汤唯再凶狠，也不会让自己的脸变成怨妇，这就是苦瓜脸章子怡和鞋拔子脸舒淇远不如汤唯的地方了。

汤唯的得体还在于她被封杀之后的应对。她没有正面抗争，选择沉默。这让期待她成为演艺界的自由女神像的家伙们暗自失望。汤唯的应对是妥当的，她只是一个演员，何必拿起标枪，去做亚马逊女战士？想她做自由女神的人，大可以自己弄个钉钉头，举个火把去纽约，别绑架汤唯——对他人的过分期待，等于绑架或绑架未遂。

说起来汤唯因《色戒》被封杀可真是倒霉。李安是国际大导，当时还是08奥运的艺术顾问，中方不可能在刚被斯皮尔伯格放鸽子之后，再失去李安大师。至于男主角梁朝伟，是香港人，一国两制，广电总局也不好意思跟他急。那就只好让大陆妹汤唯当祭品了。姜文说，人民是“谁赢我帮谁”，我则要说，权力是“谁好欺负我欺负谁”。

汤唯被封杀三年后才复出，居然接拍《建党伟业》，扮演的还是毛泽东的初恋情人。这下新宇将军和乌有群雄等人可不干了，汤唯是演汉奸的情人出名的，现在来演这个，不是刨人家毛大大的水晶棺吗？于是汤唯再度被蹂躏，《建党伟业》中所有戏份被删，演员表中也没她名字。尽管有好事记者发现，里面留有疑似汤唯口音的四字台词，在人群的远景中也露出过汤唯的小脑袋，但我觉得都是鬼扯、炒作或意淫。

戏份被删，汤唯仍没叫屈。记者问到这事儿，她要么沉默，要么打太极拳：“我已经做好应该做的事情，我也收到那个过程，其他的跟我没什么关系。”她收到的过程，是“脱敏”的过程。即使戏份被删，但毕竟参加过红色巨片的拍摄，这意味着封杀令不告而解。汤唯深谙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正确”的三味，她还在杭州五四中学读书时，就是班长，还当过校学生会副主席，后来在中戏也是三好学生，活跃于社团。要知道，在中国，学生会就是少年儿童版官场，能在学生会做副主席，长大了当个妇联副主席或团委副书记啥的，算是水到渠成。汤唯被封杀，被删戏，都能泰然处之，应变不惊，那是有幼功的。正如她自己所说，“必须有很强的自我保护，才能让自己像一棵不死草一样，倔强地生长，而不被人踩死。”

说起来汤唯也算一个传奇。北漂多年的她，一直靠拍点小广告、演话剧、演不太出名的电视剧为生，直到28岁才因主演《色戒》平地拔起。可随后就被不食人间烟火也痛恨人类性交的广电总局咬牙切齿地封杀，以致她曾萌生在30岁嫁人生子的念头，还好30岁她复出了，到现在，32岁的她还没有成为人妻。复出后，她的《月满轩尼诗》口碑平平，小清新文艺片也确实不足以展示汤唯的眼神和演技。另一部文艺片《晚秋》叫好不叫座，墙内开花墙外香，在韩国颇有斩获。我想有个重要原因就是汤唯没整过容，在几乎全是人工乳房和人工双眼皮还有人工颊骨的韩国比较畅销。武侠片《武侠》则是汤唯的尴尬作品，全片中她的戏份太少，表演也偏死板，几乎让人忘了她的存在。我惟一记得的镜头是她在晚上洗鱼鳔——这个充满性暗示的场面，让汤唯再现神韵。要知道，古人也要避孕的，他们不是计划生育的拥护者，但也是自然的经济理性人，知道在不合适的境况下生娃要不得，而鱼鳔，就是古人的常用避孕套之一。

其实汤唯不必再挣扎着去演小清新文艺片或什么新派武侠片，到目前为止，她最好的演出，就是她第一次的演出。我不能断言她今后还能否超越自己在《色戒》中的表演，但我倾向于说：不能。韶华易逝，红颜易老，而在得体的自律中，她已经渐渐失去生命力也失去魅力。哲人云，所有的自律都是对自我的背叛。从小到大都是自律的乖乖女的汤唯，或许只能在《色戒》中完成唯一一次自我，之后就是漫长的自律。汤唯应该早点退休，趁人们还没有因为她自律的表演而厌烦，嫁个稳当的好男人，生一大堆女儿，为这个世界增添更多迷人的眼神，而不是勉强撑着走下去，从传奇走成平淡无奇，最后消失。

（宋石男，刊于本期《南方周末》）

抒情正在死去。世界上仍有深情，只是少了抒情。

没几人再愿意看他人的抒情，也没几人再愿意对他人抒情。前者的典型表现是评论与新闻成为阅读主流，而诗歌与散文退避三舍——文学青年是软弱与造作的代名词，而你一旦公开抒情，不是被嘲笑为装逼，就是被痛骂为傻逼；后者的典型表现则是，人们不再写情书，也不再向兄弟敞开心扉——你可以与兄弟分享一次嫖妓的乐趣，却很难向他们倾诉对一个女子的深情。

人们每天都在呼喊，却没有人倾听；人们兴高采烈地讲着段子，却不能从段子中获得深刻的开心；人们有时也会流眼泪，因为悲惨的新闻或煽情的偶像剧，却再没有从脚踝升到心脏的伤心。

这个时代的心灵，几乎都是那样懒洋洋毫无生气，麻木毫无触感，飞快毫无停留的意思。里尔克说，希望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死的人越来越罕见，而且很快将会变得跟希望拥有属于自己的生的人一样罕见。是的，他精确预言了我们所身处的时代，这个抒情九死一生的时代。

抒情死一次，死于现代性。我读到最精彩的现代性定义，来自阿诺德·盖伦的《技术时代的人类心灵》：“现代性的特征，就是不断的创新性、合理性和思考性，以及一种与之相应的对一切社会秩序的不可靠感和变化形态”。在现代性笼罩下，理性是人类王国至高无上的君主，逻辑及数字则是最主流的话语方式。你要说一个女孩丰满，常见描述是36G，而不是手绘一段又一段抛物线，或者用笨拙但美妙的修辞，让它呈现。你说中国进步，常见方式是列出GDP和国民人均收入；讽刺的是，如果你说中国不够进步，常见方式仍是列数据，只不过换成了群体性事件历年增长速度。

抒情死二次，死于技术。与现代性对应的，是可以大面积复制的工业技术，其核心则是以人造物质代替有机物质，以无机能源取代有机能源。各种合金代替了木和石，钢缆代替了麻绳，电灯代替了蜡烛与星光，苯胺颜料代替了凤仙花的汁液。可是，人们怎能对合金和苯胺颜料抒情，而不是对着星光与凤仙花？我并不反对技术进步，但我不能承认，技术进步就意味着文明进步，而在抒情领域，技术进步往往却意味着相反的意义。穿着鸦头袜行走的情人，身体里充满抒情的水分，可如果她开着玛莎拉蒂，那就很可能摇身一变成为郭美美；在大地上仰望星空的诗人，如果登上天宫一号，除了社论以外他什么狗屁都吟诵不得。

马克思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哀鸣，如果印刷机存在，这世上是否还可能有《伊利亚特》？有了印刷机，那些吟唱、传说和思考难道还能继续？这些史诗存在的必备条件难道不会消失？而我们现在拥有的，是比印刷机牛逼一万倍的iphone。

抒情死三次，死于政治化审美与反政治化审美。1949年以来，中国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能接受的都是政治化审美。待到政治化审美崩溃，人们又走向反政治化审美。我尊敬的一个写字的兄长，居然说过小说必须描述一切现世的政治苦难，否则一钱不值的胡话，即是一例。然而，反政治化的审美，其本质仍是政治化的，你过于憎恨一个敌人，到最后你会长得跟你的敌人就像是双胞胎。

无论政治化审美还是反政治化审美，最终只能生产党报社论或自由派报系个论，而无法建立带着人类体温的、闪着平民泪光的审美。审美沦陷，则抒情垂死。因为审美和抒情，是从上帝造人开始，直到人类灭亡，甚至上帝也挂掉，都不能分开的连体婴儿。

抒情死四次，死于理想幻灭，或者信仰湮灭。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犀利指出，自周天子垄断祭天权之后，中国人就开始失去信仰的自由。后来他们也习惯了失去这种自由，进而失去信仰。

几乎所有的信仰或理想都带着抒情的成分。信仰或理想濒临灭绝，寄生其上的抒情自然奄奄一息。在我们这个时代，理想正在沦为贬义词。人们讳言这个词，要么因为害怕被人讥刺，要么因为理想除了带来痛苦外别无益处，要么因为压根儿就没有理想可言。有多少自我在青春的初端变成空虚，又有多少自我在青春的末端变成世故？而离开了自我，理想只是空洞乏力的标语，脆弱犹如即将启动的推土机车轮下的一个鸡蛋，毫无吸引力犹如胜利的大会报告。

抒情死五次，死于成熟。世界上有两种成熟的傻逼：一种失去热情，却就以为自己成熟了；另一种失去希望，却就以为自己成熟了。于是死气沉沉在颓废与绝望中降临大地，一切就像昆德拉所描述的那样：“对死亡的恐惧被对这个世界的失望所压倒，这个世界太丑陋了，没有人愿意从坟墓中重新站起来。 ”

抒情死六次，死于想象力衰竭。肾衰竭则性无能，想象力衰竭则情无能。想象力衰竭的原因很简单，你想象力再丰富，也无法用一吨想象力换取一平米的房子；你想象力再强大，也无法邀请一个已经失去想象力的你爱慕的女子与你一起想象未来。

抒情死七次，死于高速前行。视线所及越来越广，宽达1000万平方公里，思考的深度却越来越浅，浅到只有1厘米。交往的方式越多，孤独感就越强烈；接受的信息越多，洞察力就越低下。在大众传媒与自媒体的众声喧哗中，我们失去获取直接经验的能力，身处日常生活却又溢出日常生活，爱身边的人却又对他们麻木不仁；在过度的劳动分工中，我们的生命力萎缩；在威权的照耀下，我们被原子化。于是，我们飞快前行，但我们被我们扔到身后了。

抒情死八次，死于内心关闭。你关上内心之门，然后把钥匙扔进马桶冲走。可哪里才能找到一把黄金的钥匙，和你一起打开房子？在哪里你才能停下好看的手，停下来不再扔掉钥匙？我看见你在笑，但所有微笑里都没有笑；我看见你在哭，但所有哭泣里都没有哭。

抒情死九次，死于抛弃自然也被自然抛弃。我出生在70年代，长在80年代的川南小镇。我可以漫山遍野地跑，不读幼儿园，只打官司草。读小学的时候，我有个好朋友叫胡二妈，家里批发玉米的，是当时的土老肥。他每天都偷好几元钱，这在当时是笔巨款！放学路上，我们踏着河边的青石板路，自一排排黑瓦木房中吃将过去，一盘满满当当的蒸肥肠超不过5毛钱，一碗豆腐脑2毛钱，再喝几瓶汽水，也就块把钱。夕阳打着追光在身后赶我们回家，我们不听它的，只管吃，只管乱走，有时停下来看茫溪河里的乌篷船，瘦瘦的渔夫，破烂的网，将军样傲立船头的鱼鹰……

这一切不再能重来。乡村在模仿城市，城市则在侵略乡村。在这过程中，自然渐渐离生民远去。老地名不见了，乡亲变成陌生人，那些熟悉而美丽的风景，要么被我们亲手斫伐，要么自己掉头远去。再不可能回来一个桃源，告诉人们它有多么孤清。

尽管九死，抒情仍有一线生机。落日余辉将给一切都带来一丝温情，哪怕是断头台。在抒情死之前，人们仍能以抒情拯救抒情，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宣言的以美拯救世界那样。美能拯救世界，因为世界是丑的，但仍向往美。抒情能拯救抒情，因为抒情正在消逝，但仍愿复活。抒情虽不能拯救世界，但可以让我们获得生命感，生命总是要创造生命，正如死亡只能复制死亡。抒情就住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里，它即使暂时不见，也只不过是因为久未被人照看。一到春天，一千个抒情就复活。谁若试图阻止这场复活，如果是人，我们就干掉他，如果是神，我们就消灭它。

好了，在抒情的穷途，请允许我引用我的朋友沈从文的一段话来结束：“浓厚的感情，安排得恰到好处时，即一块顽石，一把线，一片淡墨，一些竹头木屑的拼合，也见出生命洋溢。这点创造的心，就正是民族品德优美伟大的另一面。”

（宋石男，南方都市报个论专栏 见报署名为“四一” ）

“嗨，您好，给我来一盒紧急避孕药”。

“请出示您的身份证并登记”。

“……您在说笑话吗？”

“不，这不是笑话，根据有关部门通知，您必须实名购买避孕药”。

这个场景，在福建省福州市、厦门市、三明市等地很可能已经上演。它看上去像一个笑话，但却是现实——而这，才是真正的冷笑话。

近日，福州市、厦门市、三明市的药监局发出通知，规定“药品零售企业销售紧急避孕药时要检查登记购药者的身份证，建立真实完整的紧急避孕药品购销记录”。福州市药监局称此举是为贯彻国家计生委精神，厦门市药监局则称是为打击滥用紧急避孕药，同时调控性别比例。

所谓国家计生委精神，是指国家计生委与公安部、卫生部、国家药监局等联合发布的《关于印发〈集中整治“两非”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其中要求“严格执行禁止药品零售企业销售终止妊娠药品的规定，对辖区内药品零售企业经营品种进行认真清查，杜绝零售药店销售终止妊娠药品的行为”。所谓“两非”，是指“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行为”，但紧急避孕药只是防止妊娠，而非终止妊娠，更非选择性别的终止妊娠，跟国家计生委的目标并不冲突。事实上，紧急避孕药通常只在特殊情况下才会使用，譬如其他避孕方式失败（安全套破裂、体外射精没来得及等），或是被迫发生性行为之后为减轻伤害等。尽管有少数怀孕者也使用紧急避孕药来流掉确定了性别的孩子，但只是个例，而且也不能因此就惩罚所有购买紧急避孕药的人。

为什么用“惩罚”一词？因为避孕药实名制隐含着规训的意味。就常情而言，性及生育都是相当私人的行为，逼你购买避孕药时实名登记，就是逼你向个人或机构，部分地公开性及生育行为，这当然是一种羞辱，一种惩罚。然而，法律可以强迫某人的一切行为都要合法，但不可以强迫他公开一切行为，因为每个人在被裁定犯罪之前，都应该是无罪推定。实名制隐含的却是有罪推定，它不但不足以把人提升到“高尚”的境界，反而将人抛入更加麻烦的世界。实名购买避孕药者，除了可能感到羞辱，还将面临隐私被泄露的危险。关于隐私保护，有关部门称“希望药店人员自律”，这说辞实在虚弱。退一步说，即使药店人员在政府要求及消费者投诉的压力之下，都能自律，但谁来保证收集到大量个人数据的政府人员能自律？后者可没有什么压力，而只有大多时候未被监督和约束的权力。

事实上，匿名的自由是公民自由权中相当重要的一个部分。公民有匿名发表言论的自由，只要其言论未触犯法律；公民有匿名发生性关系的自由，只要当事双方是自愿交往的成年人；同样，公民也有匿名购买避孕药的自由，不论他的实际情况是什么。匿名的自由，本质上是个体在私人领域中自由、自治、自为的权利。面对这种权利和自由，政府的权力不能过度扩张、肆意蔓延，因为权力每扩张一寸，个体权利就危险一分。

坊间还有人为避孕药实名制辩护说，这客观上可以保护未成年人，以免他们滥用紧急避孕药。问题是，出台这个政策之后，未成年人只是购买避孕药难度增大，但他们的性行为并不会必然减少，这反而会增大未成年人怀孕的可能性，难道堕胎对身体的伤害比服用紧急避孕药更小吗？

在我看来，避孕药实名制，只是继网络实名制、菜刀实名制、车票实名制、自行车实名制等种种实名制之后的又一朵新花样。实名制的正功能，目前我们不能看到多少；实名制给公民隐私带来的麻烦乃至侵害，却显而易见。那为什么有关部门如此勤劳而勇敢地推行各种实名制？个人意见，在实名制崇拜的背后，是行政不作为和行政乱作为——前者的表现是，不在制度漏洞或问题根源上花功夫，却在民众面颊刺金印，衣上挂“红字”；后者则是权力自我膨胀的一种倾向，洋溢着“把地球都管起来”的冲动，而罔顾乃至倾轧社会和组织的自治空间，无视乃至剥夺民众自我管理的能力。

其实，最该实名制的，不是民众，而是权力拥有者，譬如官员财产实名和公示制度。实名制更应发挥的功能和作用，是把拥有公权力的人关进笼子里，而不是把民众关进笼子。

看看我们的邻居韩国吧。韩国政府曾是网络实名制的践行者，但据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韩国计划从2012年起，限制网站收集和使用居民登陆证号码。韩国广播通信委员会表示，由于Twitter等海外SNS网站不断涌现，网络沟通环境变化，取消网络实名制或不可避免。

韩国的改变值得借鉴，我们的有关部门不能再在实名制的独木桥上夺路狂奔了。否则，避孕药实名制之后，就是卫生巾实名制，安全套实名制，乃至蹄花实名制，鲜花实名制，甚至打太极拳实名制，扭秧歌实名制……而据黑客的说法，这将使我们活在一个超级“全景监狱”。

（宋石男 南方都市报个论专栏 署名“四一” 见报版点此进入）

有个著名的蟑螂定律是这样的：如果你在厨房发现一只蟑螂，那你一定会发现更多的蟑螂。政府管制也是如此，如果你发现一处过分的管制，那你一定会发现更多过分的管制。

“限娱令”之后，近日又爆出新闻，北京2012年将启动首都影视产业联盟的评审机制，专家评审负责第一时间审核剧本，“烂剧本”将不予投拍。

首都影视产业联盟是个什么性质的机构呢？看上去应该是个商业文化机构，但其秘书长李伟又是北京市广电局政策法规处处长，使得这个机构具备浓厚的官方色彩。

李伟称，如果专家认为剧本存在跟风、无内涵、对青少年有不良影响等问题，就会将其毙掉。被毙掉的剧本，得不到联盟的资金支持，即使自筹资金拍摄，也不会在电视台播放。“电视台是国企，也是联盟成员，它们不予播放，投资方拍摄了也没有意义。”李伟如是说。

其实，审剧本不是什么新东西，只是联盟的作法将之机构化、系统化而已。国家广电总局一直都对影视剧本实行审批备案制，未通过审批备案的影视作品，概不能在国内发行。只要登录国家广电总局的官方网站，就能搜到近年全国影视剧本的备案及立项公示通知，其中包括很多未能通过审查的剧本。某电影制片厂送审的《两个半》剧本就被毙掉，故事是这样的：河南某县，小焦在擂台比武中被鲁老师踢坏了一个睾丸。小焦在杨胜利的调唆下要报仇。鲁老师的一个睾丸被女友砸坏。小焦的手下继续算计鲁老师的睾丸，却在阴差阳错下阉了杨胜利……这个剧本确实雷人，于是有网友感叹，广电总局肯定错杀过一些好电影，但必须承认，他们也阻止了一堆烂片的产生。可是，用行政手段阻止烂片产生，真的妥当吗？

当然不妥。烂片只要不违背法律，不洞穿社会道德底线，同时拍摄资金来自民间，就不应该用行政手段将其毙掉。道理很简单，烂片要死，也该死于市场。观众会用票房来选举并惩罚烂片。我今年看过最烂的电影是《堵车》，该片导演是才出道的新人，但我想他很可能不得不面临退休了。优胜劣汰，好片活，烂片死，是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而市场经济，也是目前为止效率最高也最合理的资源配置手段。

进言之，烂片的标准也不应该依靠官员或所谓专家评审来决定，因为任何个体或机构，都不可能取代大众或时间而独裁审美范畴的东西。事实上，任何个体或机构，也无权代替他人做出观看什么电影和什么电视的决定，除非我们还活在“老大哥看着你”的《1984》小说里。

禁拍烂片从道理上站不住脚，从现实角度看也会造成不少消极后果。譬如说，有意无意地淘汰杰作。当代曹雪芹若写部《青楼梦》的剧本，很可能就会因为评审的道学家看见了淫而被干掉，中国索尔仁尼琴若写部《古拉格群岛》中国版《秦城监狱》的剧本，也不太可能获得通过。抛开政治和道学不说，仅从审美来讲，专家也未必靠得住。我知道某重点大学的校长，在全校大会上说《让子弹飞》是部烂片，不晓得为啥票房还那么高，底下的学生哄堂大笑。如果这位校长恰好是审剧本的专家，那《让子弹飞》多半就先挨枪子儿了。

退一步说，就算《让子弹飞》真是烂片，人民也有看烂片的权利。几年前美国有部电影叫《飞机上有蛇》，是公认的大烂片，却夺得北美一周票房冠军，因为很多观众就是想看一部“烂到可笑的烂片”。现在，专家评审毙掉烂片，也毙掉了人民观看烂片的权利与乐趣。

同等重要的问题还有，是否设置了专家评审委员会并赋予其毙掉烂片的权力，就一定能保证不出烂片？如果还是拍出烂片（譬如《见过大爷》一类的），帐怎么算？此外，如果有些片子是国家投资，用纳税人的钱，是否也应该设一个由民选的公民代表组成的评审会，如果他们认为剧本烂，就不能投拍？

其实，设立专门机构审查剧本，完全不是好办法。对政府而言，它可能因为干预的事情太多，超过自己的能力，从而把一切污名都承揽下来，把一切不满都集中在自己身上。对影视从业者以及观众来说，也不是好事，前者可能因为长期戴镣铐而发育畸形，后者则只能吃政府妈妈嚼过的甘蔗渣，糖分早就流光。约翰·密尔说过，政府如果要求每一件待做的事情都获得它的同意，不仅会矮化人民的能力，甚至会矮化他们的理智活力、道德抱负与审美水平。

如果我们细读关于首都影视产业联盟的新闻，或会发现，这个新闻的最大要害还不在于禁拍烂片，而在于若隐若现的垄断阴影。北京市目前有1247家影视机构企业，首批加入影视联盟的有132家单位。2012年联盟将全面吸纳会员，借助联盟的资金支持和政策支持，据称多数单位都愿意加入。联盟不但手握政府的直接投资，还将深化与金融机构的对接，其支持的影视项目可优先获得银行贷款，其青睐的影视企业可获得上市融资的支持，再加上文初提到的播出平台垄断，一个影视辛迪加的轮廓已然浮出。在这个系统内，花钱和洗钱都更容易，控制内容也更加便利。新闻中还说，“联盟将鼓励影视企业收购国外主流电视台，在境外开办电视频道”，那就是国家层面的打法而非广电局一家的生意，属于十七届六中全会提的所谓文化强国战略的范畴了。

近日，深圳市法制办发布《深圳经济特区公民救助行为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被人们称作“好人法”。根据条例，救助人除存在重大过失，对救助行为的后果不承担法律责任。此外，条例还设置了被救助人举证原则以及被救助人若诬告需承担责任等规定。

在我看来，深圳拟颁布“好人法”是件好事。诚然，法律不能对道德提出过分要求，但法律从来不排除道德，甚至其重要来源之一即是道德，而其重要目标也包括促进道德完善。“好人法”可以保护助人为乐的道德高尚者，促进有利于社会共同利益的互助行为，值得赞许。

实际上，“好人法”在国外早有成例。美国有《好撒玛利亚人法》，虽在联邦和各州的司法解释有所不同，但基本共性是一致的：陌生人对受伤者进行紧急救助若出现失误，给予法律责任上的赦免。加拿大安大略省2001年颁布《见义勇为法》，其中规定：自愿且不求奖励报酬的个人，不必为施救过程中无心造成的伤害承担责任。

当然，“好人法”并非为救助者提供百分之一百的免责保护。如果救助者的行为有严重疏忽，譬如说，车祸后司机困于驾驶室，汽车并无起火爆炸危险，你路过那里，你并非专业医务人员，但你选择的不是拨打120、110之后在原地守候，而是像李逵一样冲上去，将司机生拉硬拽弄出来，造成后者残废，那你仍然要承担民事伤害责任。如果救助者心存不善，借救助之名行伤害之事，那就更不能受“好人法”保护，必须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因此，即使有“好人法”，我们还是应该提倡科学救助，在大多数火灾、交通、溺水等突发事故中，“会救”比“敢救”更重要，如果我们不具备足够的专业技术和经验，还是拨打急救电话后在原地守候比较明智。

上面讨论的都是理论问题，那么，“好人法”的现实效果究竟有多大？是否一颁布“好人法”，社会风气就立刻有立竿见影的改善？我对此持保留态度。

“好人法”固然可以保护助人为乐者，但它无法真正击碎弥漫在社会中的冷漠。事实上，如何抵制冷漠，倡导善良，才是更重要的事情。我一直以为，在促成冷漠的生长方面，一些媒体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扶老太太被讹诈的事件，在生活中毕竟是少数，而18人路过不救的小悦悦事件，也绝对不是大概率。但不少媒体却不遗余力地渲染这类新闻，同时发出“天啊，这个社会怎么如此冷漠”一类的哀嚎。这很可能助长社会心理学上的一种“旁观者心态”——人们以为其他人会行动，因此自己不动；或者人们以为其他人都不会行动，因此自己也不动；或者人们以为行动了会陷入麻烦，因此更加不动。

旁观者心态若蔓延，则社会将陷入不可救药的冷漠。诺奖得主、犹太作家威塞尔曾说：“冷漠是恶的集中体现，因为爱的反面不是恨，是冷漠；美的反面不是丑，是冷漠；信仰的反面不是异端，是冷漠；生命的反面不是死亡，是冷漠”。亚辛斯基也说过：“不要恐惧你的敌人，他们顶多杀死你；不要恐惧你的朋友，他们顶多出卖你；但要知道有一群漠不关心的人们，只有在他们不作声的默许下，这个世界才会有杀戮和背叛。 ”

其实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还没有沦落到如此冷漠的地步。11月中旬，在北京通州，有个乞丐突然倒地不起，一个清秀少女路过发现，双膝跪地，对他实施心肺复苏。接着，少女更扶正他的脸，口对口地吹气，直至他苏醒始离开。这则新闻，如寒夜炉火，暗室一灯，温暖无数人心窝。再早几个月，在深圳，为救陌生的16岁轻生男孩，路过的19岁少女，一位外来打工妹，先与男孩沟通取得信任，跟着出人意料献上一吻，助警方成功救下男孩。事后，男孩表示不会再轻生，要对得起那个善良的吻。

让关于善良的新闻来得更多一些吧，让扶老太太被讹诈的新闻来得更少一些吧！做好人的新闻多了，做好人的人自然也多了。这不是为假大空的模范人物的宣传手法招魂，而是为猎奇浮夸的媒体以及无谓悲观的人们提一个醒：讴歌真善美，与痛击假恶丑同样重要，如果不是更加重要的话。

（宋石男 新快报专栏 每周六出街 见报为简本）

【一周吐槽·贫与富】

上周的微言宋听提到，媒体质疑各级政府今年年底或将突击花钱3.5万亿。本周四，财政部召开全国财政预算执行工作视频会议，副部长廖晓军表示，岁末全国约安排支出2.2万亿元。
一下子就“节约”了1.3万亿，我们该是哭笑不得呢？还是哭笑不得呢？  
各级政府真的开始节约了吗？
云南富宁县，国家级贫困县。11月29日，官方网站贴出政府招标公告，准备耗资约70万元，采购978只上海牌机械手表，作为县十五届五次会议的纪念品，并特别注明“人大490支，政协488支”。 富宁县政府采购中心工作人员确认此事，称此次预算60万元左右，并称这一费用不属于“三公消费”。
而就在当日，中央决定将农民年人均纯收入2300元（2010年不变价）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新“贫困线”意味着，全国贫困人口增加1亿，约为1.3亿人。新标准约为每人每天收入6.3元人民币，折合0.99美元，不过仍低于国际贫困线标准的1.25美元。  
网友“醒来的大鸦”算了笔帐，年收入2300元，按馒头5毛，包子1元，榨菜5毛的价格，每天早餐馒头2个，中餐和晚餐各2个馒头1个包子，一天1包榨菜，到了年底尚可节余292.5元。  
不过按照富宁县这个国家级贫困县给两会代表发纪念品的标准，这个节余只能买约三分之一块表。  
如果我们再放眼远眺，可以看到比2.2万亿和2300元这种抽象的数字更具体的故事。
在四川乐山市沐川县武圣乡舟坝电站库区，苦竹村、白凤村等几个村子的孩子，每天都是坐着小渔船去学校读书。一艘通常只容一个打渔郎和一只鱼鹰的小渔船，竟然坐进了9个孩子。孩子们到现在还没有出事，也算是个不大不小的奇迹。
我们的孩子，生命力是世界上最顽强的，他们吃最差的食物，走最长的路去上学。但是没关系，“再苦不能苦了马其顿的孩子”。
媒体报道，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苦李井小学的孩子，每天步行两三个小时来上学，没到中午就饿了，他们的午饭主要是土豆和玉米粉（而且都是凉的），很少有米饭，由于吃土豆没什么味道，他们就撒点辣椒粉当配料。13岁的六年级女孩陈敏说，世界上肯定有比“油炒的土豆”更好吃的东西，但那应该是在大城市里才有，她没吃过，也想象不出来。
我们想象不出来的事情还有很多。
本周一则图文报道在微博广传：11月下旬，山西太原火车站的候车室内，一名衣着朴素的老人倒睡在长椅上，被发现时已经去世。一名候车的僧人上前握住老人的手，为其诵经超度。
生死无常，人间有善。
我想起2010年春节前，武汉的汉正街，一名五旬农民工刚刚搬运完1500公斤大米（搬运工在当地俗称“扁担”，跟重庆的“棒棒”同义），感到有些疲惫，便躺在自己赖以生存的板车上打个盹——他再也没有醒来，猝死在板车之上。这位老民工的工友说，死者每天开支不超过10元。事后，数万网友自发悼念。我至今仍记得一位网友的跟帖：  
当你找“扁担”、“背背”、“棒棒军”做活的时候，尊重他们，不要对他们颐气指使，别克扣他们的工钱，那么你的哀悼是有诚意的。
当你看到背着被子，用编织袋装着行李的民工的时候，尊重他们，不要用你装满了鄙夷的眼神去看他们，那么你的哀悼是有诚意的。
当你看见流浪者，能给他们以食物和衣物，那么你的哀悼是有诚意的。

【一周维权·阎连科被强拆】

纽约时报：《中国之富，拆迁之痛》。“中国人无所依靠——无论是政府还是法律——因此人们把所有精力都放在追求物质上，”阎连科说：“可等到他们有了钱有了房子，却还是看不到未来。”（全文点此进入）

虽然支持阎连科维权，但我不得不说，作为一个优秀的小说家，阎老师写的上访材料真是难看。

@羽戈 ：阎连科的公开信，不止是写给政府，更是写给公众。然而不管写给谁看，这都是不走寻常路。他诉诸的不是规则，而是身份和运气。如其所言，他的作家身份，对拆迁办来说，的确毫无意义，他只是一个被拆迁的对象而已；但对权力者和公众来说，他的身份就是最有力的利器，是反败为胜的最大法宝。所以他在公开信里，一面对权力摇尾乞怜，一面发扬作家的话语权和道德感。他与他的读者都知道，若他不是著名作家，这封公开信的重量，还不如电线杆上包治性病的广告。（全文点此进入）

@pxw118811 ：“书呆子啊书呆子，你还不移民干什么啊？他们就相信你知名作家和大学教师的头衔吗？马蹄践踏着鲜花，鲜花抱着马蹄狂吻！”

 

 

 

（宋石男 看天下专栏 11月28日出街） 

我又看见了江声酒楼，在余老板的死讯传来之后。

那三层红色仿古楼阁，文士样立在江边。楼中高朋满座，觥筹交错。那是江声酒楼的黄金时代，时间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叶。

酒楼主人余老板，本是当地百货公司一个小经理。90年代初，公司摇摇欲坠，他辞职下海，开了家文化用品店。小霸王学习机让他赚到第一桶金。1993年，他贷款20万，打造江声酒楼。

楼观甫成，余老板力推“江声酒楼楹联大赛”，轰动一时。他在区电视台大打广告，甚至冲上市级党报。本地乃至外地的文人墨客，纷纷投稿，最终我父亲夺得特等奖。联曰：“举杯酹月，千古风流弘此世；纵目凭栏，八方灵气萃斯楼”。奖品是三桌宴席，每桌价值500元。我父亲从此成为江声酒楼的座上常客，后来余老板女儿还在我家学古文。她长得不算很漂亮，但眉眼迷离，口角波俏，唱杨林的《情人》特别好听。那时候我梳着郭富城的头型，常在酒楼的卡拉OK里跟她对唱《相思风雨中》。

楹联大赛结束，余老板请来当地文化名流、党政要人，在江声中痛饮狂餐。之后再搞个合影，放成两米大的照片，挂在一楼主厅。旁边则是余老板自拟，我父亲八分体书法的打油诗：“服务一流江声楼，宴席会议高一筹。丰俭自便好去处，不是帝王胜公侯”。我父亲开始不愿写，说俗。余老板笑嘻嘻，俗，老百姓才看得懂，对联可以整高雅点，口号不能脱离群众。

文化牌之后，是服务牌。余老板去沿海考察，引入人性化服务，这在当地前所未有。我们都习惯了被黑乎乎的女服务员端来黑乎乎的盘子，扔在桌子上就气鼓鼓地走掉，或者吃着吃着，突然有人伸手过来擦桌子，吓你一跳。江声酒楼不是这样，服务员个个清秀温婉，手脚轻而麻利，声音温柔地像掺了巧克力，而且她们还叫人“先生”，不叫“师傅”。

酒楼菜肴也颇精细，从造型到名称，全带着“我们有文化”的派头。除了中餐，还有火锅，卡拉OK，酒吧间，棋牌室。休闲餐饮集于一身，让未见过这调调的乡人惬意十分。江声酒楼迅速崛起，成为当地第一家高档酒楼。政要大亨若请客聚餐，首选即是斯地。

余老板那时候常穿风衣，里面是西服，梳大背头，爱唱费玉清，眼睛里有骄傲，但对官员却很谦卑。他结交名流，团结官员，像香皂一样滑溜。有书法家喜欢吃叶儿耙，他就叫人蒸好送去，有局长喜欢吃炖鸭子，他就叫人炖好送去。逢到政府机关聚餐，一般都让签单，按月或按季结算。官员纷纷夸余老板“懂得起，操得转”。

江声酒楼红了至少三年，之后渐陷困境。头一个问题是政府欠白条。官员们吃时若行云流水，结算时却如挤牙膏皮。我父亲曾见有女服务员去宣传部讨餐费，等半天也不得一文，哭哭啼啼走掉。官员对余老板也有意见，说他“指甲深”，宰客。还说，你江声酒楼不就自诩有文化吗？文化又不能吃，凭啥这么贵？

与此同时，长通、西湖酒楼、天一香等酒楼悄然崛起，比江声便宜，还挖走江声的厨师，让后者菜肴味道大跌。更重要的是，余老板草根出身，无甚臂膊，而这些馆子，多少有些后台。偏偏余老板又爱折腾，运作当区政协代表，还做了区商会副会长，这些都需要出血，甚至大出血。他还爱搞装修，几年间把江声酒楼装了多次。每装一次，生意就惨一些。

1998年，余老板的资金链条终被政府白条拖到断裂，只好将酒楼打给别人。转让前，他默默回到酒楼，别的没拿，只把门口的匾牌扛走。匾上刻丰子恺的对联，“四望湖山留墨客，五桥姿韵入诗心”。

酒楼几易其手，均无起色，后被银行查封。拍卖前，银行不知抽什么风，找工人将酒楼外墙全刷成白色，又用砖砌封门。百姓就笑称，江声酒楼被“洗白了”（四川方言，“完蛋”之意）。

江声酒楼真是“其兴也勃，其亡也忽”。我有次回老家路过酒楼，人去楼空，一脸惨白。勉强望进去，画屏雕梁仍在，只是蛛网密布，埃絮四飞。

此后，余老板卖掉老宅和新房，在河下游两百米处租房搞“江声南楼”，规模小很多，主业也从餐饮渐萎缩成喝茶打牌。再后，他又开了家灯饰店，生意清淡。我曾见他在灯火辉煌下，凄然独坐。

余老板欠的钱越来越多，起初找亲友借，后来见熟人就借，最后借高利贷。2002年，他带全家跑路，身后留下一堆惨笑的债主。头几年，他在河南投靠大姨子，做点小生意，没有起色。过春节都不敢回老家，偶尔回来上坟，也是破帽遮颜。2005年后，他到珠海做房屋中介，挣了些钱，虽无复鼎盛时期的风光，但债务差不多还清。

还完债，与共和国同龄的他也老了。2010年，他查出肝癌。今年4月，余老板自知或将不起，回老家上祖坟。据说他在祖坟前长跪不起，眼泪止不住地流过脸庞，就像它们预先就讲好要在这一刻走过他的脸一样。

扫坟回去一个月，他就去世了，享年62岁。

当地人议论，余老板是能人，脑子灵光，也有魄力，但他不合时宜。1993-1996年中国经济软着陆，他却在1993年大手笔打造酒楼。他草根出身，没后台，却喜欢到光亮处搔首，乱烧钱。他好结交官员，却不知道这帮人从未把他当真正的朋友。无资金，无资源，又逢1996-2000年的中国经济低谷，东山再起谈何容易！终于落魄跑路，抑郁而死。

现在我又看到十七八年前的余老板，梳大背头，穿风衣，在酒楼的卡拉OK厅里唱《一剪梅》。我想他那时候选歌真是失误，一剪梅不吉利的，他应该唱《涛声依旧》。

【延伸阅读】

王爷庙（点击可入）

桡工往事

爷爷之死（点击可入）

高考往事（点击可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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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吊桥上（点击可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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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小中年饮酒记（点击可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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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名伶（点击可入）

 蓝线客（点击可入）

（宋石男 《南方都市报》个论专栏）

 一觉醒来，中国人或将发现自己正陷身于“城市精神”的汪洋大海中。

据《南方周末》最新报道，目前中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中，12个地方已有或正在征集区域精神。省会城市里，除沈阳、福州、西安三市外，均已有或正在征集城市精神。此外，至少有33个县级城市公开征集过区域精神。2007年之前，区域精神多由地方政府自行总结，由领导确定之后，再公之于众。从2010年开始，地方提炼区域精神，更多依靠群众和专家“票选”，但最终还是由党政力量决定。

各地所推选的城市精神，多是空洞大词，有时听起来活像一个职业技术学院的校训。譬如今年北京推出的城市精神是“爱国、创新、包容、厚德”，上海则是“公正、包容、责任、诚信”。不少市民并不认同，有北京网友就认为，北京精神应该是：“堵车、加班、还贷、沙暴”。

实际上，中国各地的“城市精神”，你很难当真。它们并非几代人在故土凝聚的理智和情感、光荣和梦想，只是地方长官心血来潮的意志表现，其口味轻重，因人而不同。

几乎每个头头履新，都要精神饱满地折腾一下城市精神。譬如南京，早在2002年10月就公布了市民精神——“开明开放、诚朴诚信、博爱博雅、创业创新”，如今却又在征集新的城市精神。上任半年的市委书记杨卫泽提出，南京要建设“现代化国际性人文绿都”。“南京精神”的表述，于是需要刷新。南京一动，江苏其他12个省辖市自然不能落后。这些地方都推选过各自的城市精神，但现在全部开始重新推选。再如我所在的城市成都，十年来推出了不下十个城市精神。我印象最深的是2004年推出的“东方伊甸园”，政府当时花费数亿，号称“全球推广”，搞得很多人以为成都要搞红灯区——“东方伊甸园”听起来太像成人用品的牌子了，跟老军医很般配。后来主事者下台，“东方伊甸园”也无疾而终。

在中国，所谓城市精神，往往只不过是领导神经。他来了，他逛了一圈，他想做点儿什么，嗯，前任制定的城市精神不够精神，得重新提“神”。于是将前任的文化理念和建设蓝图扔进字纸篓，“一二三四，再来一次”。数千万乃至数亿元的投入，只听得一声响儿。新的城市精神出炉，但是与文化无关系，与这座城市无关系，与城市里的民众无关系，只赢得领导慷慨激昂，“专家”帮闲帮腔，还有一小撮吃饱了撑的“热心市民”扭起欢乐的秧歌……

这种城市精神推选活动，其实只是“命名运动”，形式主义气味十足，于斯地生民却几乎没有任何益处。但为什么领导却乐此不疲，“年既老而不衰”？个人以为，推选城市精神，既有计划时代的积习残余，又有群众动员的宣传考量。前者是要将城市里的一切都管起来，包括精神生活。即使事实上做不到了，也不敢公开说了，但仍要努力去管，去引导，去灌输。由此而操办一系列活动，主事者在经济上得实惠，在政绩上得体制内认可；后者则是美化这个城市，把胸部都拍肿了的拼命往好里说，每个城市都觉得自己最精神。这样可以忽悠市民，让他们忘记阴暗面，沉浸于“幸福指数”的幻觉与“城市精神”的豪情中。但这个目的很难达到，往往只是宣传部门自说自话，自娱自乐。

在我看来，城市之精神，决不在评选“城市精神”，而在自治、自由与自我。中国的城市，向来缺乏自治传统。已故学者傅筑夫指出，中国的城，从古代到近代，从王都到郡县，都是政府根据统治制度的编制与需要，有目的、有计划地兴建的。换言之，中国历代的城，没有一个是民众根据自己需要，把一个工商业荟萃的地点自行改建成为城市。中国所有的城，都是由政府兴建、由政府管制的。由于缺乏自治传统，中国城市的自由度与自我实现，都远不够饱满。

真正的城市精神，一定是自治、自由与自我的。它不是宏大叙事的行政精神，而是自下而上的市民精神。什么时候我们能有不再一致通过的价格听证会，有安全的校车，有不被强拆的农民工子弟校，有完备的排水系统，有允许市民合法游行的大街，有与国家互补合作又分庭抗礼的各种自治组织，这时，我们才好意思谈论城市精神。

所谓城市精神，不在庙堂之上，不在大人先生也不在高头讲章，而在市井的小人细物。正如一位网友写的微博：一个薄雾蒙蒙的清晨，雾气不是因为PM2.5，只是自然景致。一个外地人早早在街边摆上煎饼果子的摊位，他不必担心城管的驱赶。一个上班族路过，顺便买一份早餐，他不必担心食物不安全。他们不知道对方的名字，但因为经常买卖而熟悉起来，于是相互投以微笑——然后，煎饼果子多放了一撮香菜。

这时，我们也许就可以说，我们有城市精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