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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降服历史,就降服故事   

2016-04-18 13:00:23|  分类: 文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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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我为上官乱新书《这样走,才能看见真台湾》所作序言,海南出版社2016年6月上市。)



“之所以有那么多人谈论记忆,因为记忆已经不存在了”。皮埃尔?诺拉此话印证了一个逻辑:事件或现象要先消失,才能进入人们的意识。但对台湾而言,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不曾拥有记忆。别有用心的教化、无本之木的想象或者风掠过露珠的游走,不是记忆。我们既然还没有记忆,也就谈不上忘记。这未免显得尴尬,台湾,无论政治经济还是历史文化,都与我们血脉相连,犹如河水与河岸,花瓣与花蕊。对台湾的记忆空白,如同与手足在襁褓间就失散。


此书正是要对我们的记忆空白进行一次挑衅。作者上官乱用上百个故事告诉我们,大陆人关于台湾的历史记忆与现实记录如何成为可能。而我们,又如何在她用故事展开的邀请下,进入一条自己修筑的记忆之路。


从语言存在开始,故事就在被讲述,如果不是故事,文明早已消亡,就像没有空气人类无法存活。


可故事不是那么好降服的,它们就像伤心欲绝万念俱灰的情人,独自躲在暗夜小屋,既不发光,也不发热。但故事总有一天会被热爱它的人找到,并且击破其冰雪的外壳,释放其内在的火焰。


人们常认为,故事一旦发生就不可更改。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就如奥维德《变形记》中的人物,被命运变成动物、植物、星星或石头,故事也一样,它被不同的讲述者变成各种形状。对一个故事而言,最重要的不在于它本来是怎样的,而在于它是如何被讲出来的。这并不是说,讲故事的人可以无视历史或当下的真实,任意用自己的青铜来穿刺犹如敌人的素材,而是要强调,讲故事的人应该凭借自己的灵性,为听众唤出故事中最鲜活、最动人,甚至最令人痛苦的部分。


关于台湾故事的讲述,作者干得不坏。她像个勤奋的织妇,将历史丝线理入残机,竟成锦绣匹段;又像个谦虚的土地测绘员,用眼睛与双脚丈量繁华都市与清平小镇,并且立下界石;更像一个行乞的上古采风之官,从活生生的台湾人身上,通过观察与倾听、问询与采访,乞得他们最宝贵的财富——对过去的回忆以及对当下的感知。


她写华西街神秘而传统的私娼寮,也写文萌楼那些站在悬崖边永不妥协的公娼们;写政权如流水更替的新北,在那里,各种族与移民犹如秋叶飞落大地;写南投县缅北孤军居留的“云南飞地”,在那里,人们“烧死地上的虫哟,烧去心中的苦”;写绿岛的白色恐怖与蓝色孤独,更写先后为日军、国军、共军、美军作战的台籍士兵,他们被抛入历史,彷徨于无地。


持平而论,此书也有缺陷。作者的历史知识不够饱满,因此往往缺少历史学的想象力。比如书中提及妈祖庙借贷活动,颇觉新奇,却不知在中国传统社会,宗教与经济的关系本就密切。据美国学者杨联陞考证,国史上有四种筹措金钱的制度,分别起源于佛教寺院。这就是当铺、合会(民间信用互助)、拍卖以及出售彩券。佛教寺院拥有并经营当铺可远溯到5世纪;合会至迟到唐代就和寺院密不可分;圆寂僧侣的私物在唐、宋、元各朝已在寺院中拍卖;元朝时代寺院也已发行彩券来筹取基金。


在把握历史脉络上,作者也有些力不从心,以致全书结构略显松散,单看是漂亮手指,合什却不能形成手掌。历史叙事与讲历史故事似同而实异,前者不仅需要与后者相同的行云流水的叙事本领,更注重综合与分析,自过往废墟中重建历史大厦。单纯的历史故事仍可能迷人,但易流于碎片化,因此缺乏力量。


我既应承作序,行文及此,只能勉力勾勒出眼中台湾四百年之历史图景,以报作者与读者。


在清以前,台湾并未正式列入中国行政区划。元代始在澎湖列岛设巡检司,明代沿袭元制,但台湾岛始终未入版图。1624年荷兰人入侵,稍后西班牙人也来了,南北对峙。1642年荷兰人打跑西班牙人,20年后又被海商或海盗头子郑成功打跑。郑成功出生在日本,是中日混血儿,很难说是汉人的民族英雄。郑成功打台湾,主要受清廷迁界令逼迫,另外也出于海商逐利天性,需要基地。郑成功之子郑经淫荡而无能,他可守台湾20年,只因清廷攘外必先安内,且清帝根本没把台湾当回事。1684年康熙听从施琅建议,将台湾纳入福建省,台湾至此成为满清这个内亚帝国的一部分。满清统治台湾220多年,起先190多年里,基本实施隔离政策,在牡丹社事件后始真正经营台湾,中法战争后,台湾更升为行省。晚清大员沈葆桢、丁日昌、刘铭传三人算台湾近代化的开山功臣,但他们加一起的贡献,也许都不如1895年占领台湾就此成为亚洲第一个殖民主义帝国的日本。日本占台50年,试图同化乃至皇民化台湾,由此,台湾渐渐步入近现代,却也收获歧视与血泪。抗战胜利,台湾光复,旋即迎来黑暗的二二八事件。国民党高压威权统治持续到1960年代末,在1970年代初,蒋经国尝试温和的政治改革,及至美丽岛事件后,党外运动终于不可遏止。台湾于1980年代中后期启动民主转型,并在1990年代中期初步转型成功。


台湾的威权政治转型确在蒋经国任期内启动,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如果没有从《自由中国》到《美丽岛》为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努力奋斗,很可能就没有报禁的开放;如果没有从新党运动到党外运动为政治自由与政治权利的前赴后继,很可能就没有党禁的开放与选举改革;如果没有老兵们的公开宣示悲情与集会抗争,也未必有大陆探亲开放。个体自由和权利从来都是争来的,而不是等统治者施恩能等来的。


进一步说,蒋经国也只是部分启动了政治自由化,未能完成民主转型。他的“自由三法”,国安法、人民团体法、选举罢免法,虽然开放党禁、解除戒严,但仍然保留了动员戡乱体制(国安法的全名就是《动员戡乱国家安全法》)。因此,蒋经国开启的政治自由化进程,仍是有限的、保守的。台湾民主化转型的初步完成,是在李登辉手中。


李登辉是第一个担任国民党党魁的台湾本省人,也是第一个担任台湾地区最高领导人的本省人。他是一位政治平衡大师,继任后先赢得党内“二月政争”胜利,又成功化解“三月学运”危机。此后用六年时间,李登辉主持三次修宪,成功终止动员戡乱时期,实现各级民意代表的全面选举,以及“总统”直选。


1996年5月20日,这一天正好是陈诚在47年前宣布台湾正式实施戒严的日子。作为台湾地区第一位直选的最高领导人,李登辉在就职演说中说:“今日2130万同胞正式进入主权在民的新时代”。通常认为,台湾的现代宪政民主体制就在这天确立。当然,它是否能妥善运转,还有不少问题需要解决。但这已不属于历史范畴,而是正在发生的进程。


400年来,台湾被荷兰人统治,被郑氏政权统治,被满清王朝统治,被日本殖民统治,被国民党威权统治,终于在蒋经国主政末期启动自由化,并在李登辉主政时期初步完成宪政改革与民主转型。今天,台湾纵使还存在诸多问题,但它作为一个民主、富强、文明的地区,已为世界瞩目并认可。这个亚细亚的孤儿,终于在当代开出自由与繁荣之花。如果我们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人是中国人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认为,他们多年浴血奋斗,从新党到党外,于自由的缝隙中突破,向威权的铁板冲撞,而终于争到的自由民主,也是所有中国人可欲与可争的。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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