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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社新任社长宋石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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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慈善的功利与机巧   

2013-04-29 09:31:56|  分类: 文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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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石男

 

晚清李伯元的章回小说《官场现形记》,是一部难得的讽世喻世的作品,犹如涂了胭脂的匕首,在离奇怪诞中直刺污浊现世的心脏。

该书的第三十四、三十五回,记述王慕善、申大先生、阎二先生、何师爷等人为山西赈灾的各种奇言怪行,将晚清充满功利与机巧的慈善生态揭发得淋漓尽致。

通过阎二先生之口,作者描摹了乡绅申大先生的家族做善事发家的简史:“他家太太老伯起初处个小馆,一年不过十来吊钱。后来本乡里因他年高望重,就推他做了一位乡董。他老人家从此到处募捐,广行善事。俗语说:‘和尚吃八方。’他家太太老伯连着师姑庵里的钱都会募了来做好事,也总算神通广大了。他家太太老伯不在的时候,已经积聚下几百吊钱。到他太老伯,以至他老伯手里,齐巧那两年山东、河南接连决口,京、津一带,赤地千里。地方上晓得他家肯做善事,就把他推戴起来,凡有赈捐,一概由他家经手。所以等到他家老伯去世,庄上的银子已经存了好几十万了……后来申老伯去世,就传到我们这位申大先生手里。申大先生更与众不同,非但场面比前头来的大,如今他老人家的顶子已经亮蓝,指日就要红了。”

而据申大先生的老伯自述,善事可真是一本万利甚至无本万利的好买卖:“自从做了善事,到我手里,如今房子也有了,田地也有了,官也有了,家里老婆了孩子也有了,伺候的人也有了,哪一桩不是做善事来的?”

申大先生及其祖辈的赈灾事业,号为劝捐,实不无逼捐嫌疑。捐册上的名字,阎二先生教训王慕善时说得明白:“一个(名字)要有几百万银子的沉重。你自问你有这个肩膀担得起这个沉重不能?”但劝捐也同做官一样,要有资格。人微言轻的王慕善莽撞闯入劝捐行业,三天内送掉三百多份捐册,不过募得一百八十几块洋钱,都是些零星碎户。而申大先生三天不出门,坐在家里已经募得十几万块了。究其根源,乃是申大先生有官方背景,人们向其代言的赈灾业务大笔捐款,可能得到丰厚回报——自己、先人或子弟获得封典,甚至自己直接候缺补官。

官员在赈济事业中,也各怀肚肠,莫不想从中得利。当阎二先生等人的赈济事业遭遇山西抚台皮里阳秋的阻挠之时,广有韬略的何师爷分析说:“抚台一回回的札子,只怕为的自己,不是为的百姓罢!……现在太原府的百姓都已完了。到了春天,雨水调匀,所有的田地,自然有人回来耕种。目下逃的逃,死的死,往往走出十里、八里,一点人烟都没有,哪里还要这许多银子去赈济……一定是抚台自己想好处。”

为更有效筹款,何师爷想出“妙计”,将劝捐变为报效——用现代语言说,则是将出发点和目标自“救济民生”转向“报效祖国”。救济民生,只是博一些民间虚誉;报效祖国,却可以立即得到祖国的回报。于是他们挂起“奉旨设立报效山西赈捐总局”的牌子,何师爷也让手下人改称他“老爷”,靠着山西巡抚的虚火,天天拜客,竭力同人拉拢。有人请酒,一概亲到。如此应酬三个月下来,居然筹到三十多万两银子,他报了个六七成上去,自己拿了三四成。至于山西巡抚得了这笔银子,究竟拿去做了什么用度,曾否有一文好处到百姓,无人查考,不得而知。

何师爷自办此善事,别开生路,与申大善士一帮旗鼓相当,彼此各不相下。又过些时,何师爷私自打电报,托山西巡抚于赈捐案内保举两人,从同知一直保到道台,又加了二品顶戴。他从此摇摇摆摆,每逢官场有事,竟充作大人物,简直可说是“民间组织部长”了。而这一切,均拜“做善事”所赐。

申大先生和何师爷等,不过是借慈善起家的小角色,更有人借慈善成一代巨头。比如晚清著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庄谐选录》记载说:“朝廷有大军旅,各省有大灾荒,(胡雪岩)皆捐巨万金不少吝,以是屡拜乐善好施之嘉奖,由布政使衔候选道被一品之封典,且赠及三代如其官。”学者雪珥分析说,依靠这些“善举”,胡雪岩不但为其老母亲赚来正一品的封典,也突破了自己作为捐班出身的品秩限制,得在杭州按照一品级别大建豪宅,与封疆大员们眉来眼去,还获御赐黄马褂。对此,晚清一代毒舌李慈铭忍不住在日记里阴阳怪气地说:“凡江浙诸行省有大役大赈,事非属光墉(胡雪岩)若弗克举者。故以小贩贱竖,官至江西候补道,衔至布政使,阶至头品顶戴,服至黄马褂,累赏御书。……杭士大夫尊之如父,有翰林而称门生者。”

胡雪岩们之所以可以通过做善事而平步青云,主因还在于慈善事业与官方千丝万缕的关系。慈善既是官方借以管控民间的重要手段,又是民间借以打通官方关节的重要途径。日本学者夫马进通过大量的史料分析与实证研究,得出结论说:在雍正以后,善堂(原为民间自发建立的慈善机构)开始走向官营化,而善举又开始趋向徭役化。也即是说,民间慈善的民间属性日趋黯淡,而官方的旗子,则毫不留情地插到原属于民间的各种慈善机构之上。与此同时,自愿、自发的慈善募捐,竟带上了徭役的味道。捐款者的善举,本是出于道义责任和悲悯情怀,后来却异化为对国家应承担的义务。在慈善机构官营化与慈善募捐徭役化的过程中,各种机巧之心浮上水面,各种功利之举也堂皇而行。

在我看来,晚清慈善事业中的伪善与功利,并非根植于人性之中的恶,而是由怪诞政治制度催生。当国家强有力地侵入并殖民民间社会,后者就很可能在权力的挤压下扭曲变形。如果这个国家的制度不公开、不透明以及腐化、僵化,那么民间社会在扭曲变形之后,就会与前者长得活像双胞胎。到这时候,谁是国家,谁是民间,也就分不大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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