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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社新任社长宋石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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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路运动是如何动员起来的?   

2012-07-10 10:17:21|  分类: 评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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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石男 《南方都市报》历史评论专栏)

 

19116月,四川保路运动兴起。成立不到十天,保路同志会的会员就激增至十万多人。“成都血案”后,各地同志军云起响应,不下数万人。全川人不分老幼,性不分男女,都深深卷入这场运动——士绅牵头,同盟会策应,哥老会雄起,军队反正,而陷入困境的农村手工业者、各类工人、苦力与失业游民也一起参加,遂成波浪掀天之势。那么,四川保路运动究竟是如何被动员起来的?细考之,大约有以下五要素:民间谣言、报刊舆论、基层宣传、支部建设、分化新军。

先说谣言。人们不要真相,只需要符合自己心理的真相。运动初,就有传单散布说政府之所以将各地集资的铁路收归国有,是为了卖给列强,而列强瓜分铁路,也就瓜分中国。又有谣言说,盛宣怀将铁路收归国有,只是卖国求利的第一步,他下一步要将各种税收与厘金,统统交给外人管理生息。当蒲殿俊等被捕后,赵尔丰并未虐待他们,但民众中立即有谣言说,罗纶惹恼了赵尔丰,立马被拉出去枪毙,还有说,诸人被集中关押,大刑伺候等等。“成都血案”发生,赵尔丰将剿平全川、杀光参与保路所有人的谣言又不胫而走,让各地民众既愤怒又恐惧。种种谣言,都恰到好处地将更多民众卷入漩涡中。

再说报刊舆论。舆论乃一切政治运动之母。四川本地有《广益丛报》、《鹃声》、《四川》等报刊,传播宪政思想。《民报》、《革命军》、《黄帝魂》等革命读物,也被广为传读。据韩文畦回忆,在保路前夜的四川内江,因革命报刊之鼓吹,皇权、官权、绅权在市民心中威信日益下降,而革命党人各种神话却悄然流传,就连儿童也觉得“造反”不是值得惊怪的事情。造反甚至成为被歌颂的对象。保路前夜,湖北《大江报》先后刊出黄侃《大乱者救中国之药石也》、何海鸣《亡中国者和平也》,这可说是为民众打入革命情绪的两篇猛文。而在四川,著名报人邓孝可早先拥护铁路国有,后来局势急转,也带头讨伐盛宣怀,反对国有化。他撰写的《卖国邮传部!卖国奴盛宣怀!》基本只喊标语,却一纸风行,影响人心极广极深。

三是基层宣传。农村是报刊难以覆盖之地,革命党人便深入基层进行宣传,“仿金田起义故事,远近同情者百余处”,也就是学太平天国的大众动员手段,吸引对生存现状极度不满的广大农民。同盟会员冯志仁还假扮轿夫,到劳动人民中去宣传策动。至“成都血案”发生,同盟会员龙鸣剑缒城而出,与会员朱国琛、曹笃等人裁木片数百个,上书“赵尔丰先捕蒲、罗诸公。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救”,将木片涂上桐油,制成“水电报”投入锦江,传遍全川。但数百木片,怎么可能传遍全川?无它,但因有转发耳。据罗子任回忆,当时他在资州读小学,官令不准传播木牌,引起大家反感。一群小学生和老师们就在江边捡木牌,捡回后照制,抛光,写字,加油漆,再放到江中漂流。一块木牌即复制二三十块出去,如此作了二十来天。其时恰逢涨水,木牌流动极快极广,沿江百姓翘首以待,拾得木牌即广为传播檄文。这就好比如今病毒式传播的微博转发,保路抗争信息遂如星火燎川。

四是组织演说,支部建到基层。全川各州县都有保路分会,连雷波、屏山等边远县份也不例外。分会之下,又设商、农、学等会。保路同志会有专门的演说部,还有详尽的演说章程,分赴全川各地演说。其中不乏演说高手,比如617日保路同志会成立大会,罗纶登台演讲落泪,引全场痛哭,据说足足哭了三十分钟!哭泣的力量不能忽视,如休谟所言,是情感控制理智,而不是理智控制理智。四川立宪党人和绅商两千多人有次汇集铁路公司开会,护理川省总督王人文提前获知消息,派军警进行弹压,不料军警到场后,看与会者多伏案私泣,不由也相顾挥泪,无法动手。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乃是新军之分化。哥老会的力量深入到四川军队,从队长到伙夫、十有八九是袍哥。剩下一个不是袍哥,也多半是革命党人。以致赵尔丰不止一次在电文中叹息,平川乱不能指望川军。赵尔丰曾逮捕卫队中一个同盟会员,欲斩杀,卫队竟无一人执行,赵只好开除此人了事。新军一直在官方意识形态教化下,忠于皇权、投身维稳,为什么一下就变质了?其实,当官方意识形态灌输的同时,另一扇门也打开了,每一种话语都有自己的权力,也有自己的对手,而且这权力永远可能被对手消解。当新军主流话语是忠于民族、投身革命时,食指就已扣上扳机。

基于上述要素,四川保路运动的大众动员一发不可收拾。但任何一种大众动员,都必然有副作用。保路运动也不例外,其副作用就是同志军。同志军在抵抗清军,赢得独立的过程中固然有力,但对地方生灵也颇多影响。据民国《重修彭山县志》:“自闹同志会以后,地方土匪日益滋众,大局亦日益糜烂,辛亥保路诸君子,讵料其流毒之至此哉”;民国《犍为县志》:“同志军进城……寻仇报复,杀人越货,靡所不至……智识之士,逃避一空……糜烂之极”;民国《云阳县志》:“县境哥老会趁机纷起,开堂结社……所在蠢动,藉故寻仇勒赎之风已萌,乡人大恐。”又据吴晋航回忆,成都兵变后,社会秩序大乱。同志军哥老会中人头扎英雄髻,身着戏装,腰佩宝剑,脚登花靴,招摇过市者随处可见;黄遂生回忆,同志军大部分是哥老会势力,四川军政府成立后,对之无法律管束,袍哥日益飞扬跋扈,寻仇报复。沿街所见,打英雄结,插花蝴蝶者比比皆是。尤其公开赌博,旁若无人,军政府门前便有赌摊一百余处。民间恐抢劫,贵重物品皆易地寄存,市况岌岌可危。再据《蜀北军政府成立始末调查记》,蜀北同志军多有劫夺捐税、闹戏子,讨小老婆,穿戴戏服招摇过市之举,以致出现“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现象。

 现在重看保路运动,我人常有无限感慨。

保路运动初,盛宣怀以皇族内阁为靠山,上谕乃对各省反对集会下“格杀勿论”指示。稍后,载沣命粤督拿办抗争者,又言“倘敢纠众作乱,格杀勿论”。再后,旅美粤侨开会商议保路,也称“有劫夺商路者,格杀勿论。”政府对抗争人民用格杀勿论四字,保路侨商对强横政府也用格杀勿论四字。革命的到来,遂可屈指而待。

然而,就铁路国有政策而言,清廷并非蛮不讲理,而是蛮横地讲理。只是,当一个政府陷入塔西佗陷阱的时候,要蛮横地讲道理,是绝不可能赢回民心的。所谓塔西佗陷阱,就是当一个政府失去公信力时,不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

 更要命的是,面对群体性抗争,清廷一再拒绝妥协与谈判,并不惜对和平请愿者诉诸武力。刚性维稳真是害死人!辛亥前夕,梁启超在给徐佛苏的信中,有句话讲得非常深刻:“我国万事不进步,而独防民之术乃突过于先进国,此真可为痛哭也。”

极富讽刺意味的是,清王朝覆亡一年多以后,19136月,民国交通部提出接收湖南商办铁路为国有,经过协商,确定仍按原先清政府川路成案分年摊还,长达15年。与民国政府相比,清政府原先的赎股方案要厚道多了。如果清政府当年不是急于把铁路收归国有,而是“顺从民意”继续让商办公司自行其是,那么这些公司破产只是时间问题。其结果将是,各省商办公司在已破产或将破产的压力下,反而会主动要求政府收购路权而实行铁路国有。

现在重看保路运动,我眼前呈现出这么一副画面:一个形象糟糕的政府和一些声名狼藉的官员,肩并肩坐在火山口,打算为国民办一件不算坏的事,但态度蛮横,手段肮脏,结果引发一场混沌不清却无法避免的大众运动:地方士绅因私利而抗争,立宪党人为捍宪政而呼应,革命党人为推翻帝制而行动,哥老会为义气与地盘而雄起,平民百姓在“亡国亡种”感召下蜂拥而至,四川事实上独立,终于激发千余公里外的武昌首义,连锁反应生成,火山爆发,岩浆消融天朝。

 

 

【参考书目】

 

隗瀛涛等编,《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上、下),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隗瀛涛主编,《辛亥革命与四川社会》,成都出版社,2002年。

四川省档案馆编,《四川保路运动档案选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

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科学出版社,1959

陈旭麓等主编,《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四川文史馆编,《四川保路风云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三集),中华书局,1962

隗瀛涛,《四川保路运动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马勇,《1911年中国大革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萧功秦,《清末“保路运动”的再反思》,刊于《战略与管理》,1996

陈廷湘,《1911年清政府处理铁路国有事件的失误与失败——以四川为中心的保路运动历史再思》,刊于《四川大学学报》,2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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