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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社新任社长宋石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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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世中的佛光 ——评冉云飞《古蜀之肺:大慈寺传》  

2012-02-24 10:12:51|  分类: 文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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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石男 刊于《南都周刊》)

 

《尼罗河传》作者路德维希说:“为一个伟大人物写传记时,仿佛看见一条大河;为一条河流写传记时,仿佛看到一个鲜活的生命。”此话于《大慈寺传》作者冉云飞之心必有戚戚。他在此书开篇就说:“一座寺庙就像一个人一样,有它自身不可逆转的命运”。他写此书,就像是为一位亲人立传。大慈寺历经千年,未有一部完整像样的寺志,到《大慈寺传》问世,始补此缺憾。

作者为何要为大慈寺作传?外部原因或是,大慈寺在成都的历史地位十分重要,人文厚重,佛光普照,乃是“古蜀之肺”。而在今日,大慈寺又是成都的文化地标之一,当地文化名流、故老耆旧,每于其间聚会,高谈天,低说地,朋友胶漆,兴会淋漓,有金谷俊游、竹下清谈之盛。 但更重要的是作者内心之因。作者在大慈寺周围生活多年,他的精气神已与这座寺庙长在一起。20多年来,他踩着大慈寺的地气,沐浴它的佛光,沾染它的人间烟火气,与南来北往的友朋喝茶其间,说尘世,叹时局,银杏叶落,莫逆于心。

由情感而生的写作态度,乃是诚恳与敬畏。十万字的小书,作者至少翻查了上千万字,通读了数百万字。从《成都旧志》、《成都文类》、《苏轼文集》、《文同全集》,到《佛祖统纪》、《高僧录》、《图画见闻志》、《益州名画录》,林林总总,虽不敢说是竭泽而渔,但一定称得上是博搜广取。有些人的写作是用一粒葡萄榨出一瓶酒,而冉云飞的写作是用一座葡萄园酿出一杯酒。

在《大慈寺传》中,作者讲自己与大慈寺的缠绵情分,考大慈寺的胎生、兴盛、衰亡与更生,述与大慈寺有业缘的玄奘、无相禅师等高僧行迹,录大慈寺内苏东坡、范成大、陆游等名人萍踪,释唐代二帝、后蜀诸主及历代官员与大慈寺繁华的干系,甚至再现古刹的游乐形状,列数据,摹场景,析习俗。至于大慈寺壁画沿革之考索,大慈寺生死劫之钩沉,以及古今大慈寺街道史之提要钩玄,更是穿花绕树,水落石出。而根据从没披露过的政治、经济、宗教等实物材料(大多数是作者本人收藏的一手材料)特别辟出的《佛屠桑下几慈悲》一章,则为1949年后大慈寺众僧在各种政治运动、社会变迁中的沉浮命运,提供了一幅悲悯而奇特的白描长卷。

《大慈寺传》既是动人的散文,又是严谨的学术。考据是本书一大特色,作者颇具乾嘉功夫,抽丝剥茧,层层解密,犹如大侦探福尔摩斯。但作者又并不鲁莽到以为可以解答一切历史的谜语,而是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不卖弄,也不夸大。譬如大慈寺究竟创办于何年,作者在广举多种说法之后,坦白说“我也不知道”,而只小心翼翼地落在公元714-741年之间。再如玄奘受戒、大慈寺“四至”范围、天中节还是天申节等大小公案,作者也在众多史料、前人推论之下,提出一个较高盖然性的说法,而并不斩钉截铁地判为定论。此外,凡引用他人研究成果,作者必注明出处。不贪功,不掠美,在浮躁诡谲的今日,这是一种难得的真诚。

读者切不要以为考据之书必然是枯燥的,相反,作者的考据不但充满智力之美,也时有风趣露出。譬如考出唐代二帝临幸大慈寺之后,不但皇帝画像高悬寺内,甚至还陈列三百九十个官员的写真。作者于是调笑说:“这简直是把大慈寺当成各级官员的遗像陈列室了,胆子小的还不敢来了”。再如发现孟蜀主来大慈寺参观唐僖宗画像,固然是表忠心,最后却以大吃大喝收尾,其间心态,颇足玩味。

读者也不要以为此书只关注庙堂之上的大人先生,相反,作者对围绕大慈寺展开的普通人的生活,从节庆娱乐,到市集交易,乃至僧人之日常起居,均有浓厚描摹。他表白说:“我宁愿在文献和古物的尘埃之中,多看些普通老百姓的悲欢离合,我想看他们怎么度过漫长的夜晚,我想知道他们冬天怎么解决烤火御寒问题,而这些柴火从哪里来,所费几何,在他们的生活中所占比例有多少?我想知道他们酸甜苦辣、悲欣交集的生活细节,可惜我们被帝王起居注及其家谱等宏大叙事所裹挟的历史传统,不给我们追寻祖先鲜活历史以方便,以至于后人对他们的生活只能得到一些断续而干瘪的东西,仿佛他们不是活人”。

此书实际可看作是以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方法写就的一部日常生活史。1970年代中期,日常生活史在德国与意大利兴起。在此之前,传统史学基本是政治史、“相斫史”、“帝王将相之家谱”,新史学将视野扩大到经济、社会领域,并试图将时间、地理、事件熔铸为一,但这二者中都没有普通人的身影。日常生活史则宣告活泼生动的普通人的复活,而逝去的人类日常生活,也自堆积废弃物的历史深渊中浮出。

此书最珍贵的一章是第十章,在此章中,大慈寺僧人在1949年后的日常生活的诸多细节,一一现于世人眼前。慧远曾论“沙门不敬王者”,大约是说佛门自有超然地位,不受世俗权力的约束。这当然难免一厢情愿之讥,历史上的三武灭佛就是明证。而僧人也有不少与王者合流,与权力共谋。但发生在1949年后大慈寺里的诸多奇事,佛门净地被“王者”侵扰的程度,仍让人目瞪口呆。大慈寺僧人,必须参加政治学习,在寺内简报中,也充斥着坚定走社会道路、听党的话一类的口号。这还不算奇诡,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成都僧人不少被打成右派,截至目前为止,作者搜罗资料中有名字在案者为23位(这只是不完全名单)。在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中,寺僧还必须种“跃进红苕”、“跃进南瓜”等,作者全录了一份《改造劳动规划书》,可窥一斑。更让人无语的是,1959-1961年的大饥荒期间,寺僧被迫养猪,一直养到60年代中期乃至更后。作者公布的一份1963年《大慈寺自养猪仔月报表》显示,养猪并非自救(僧人也不食荤),而是特供当时的成都市委统战部。

伍德沃德于《英国简史》三版序言中说,历史学家在追述少数留芳百世的人物的同时,还应永远记住许多未曾留下踪迹的人。他们可能是千百年前的农夫或工匠,艰难困顿,随时可能屈从于入侵者的暴力;他们也可能是千千万万个寻常境遇的无名小卒,常处于被当时的政权和制度吞噬的危险之中。 作者今日为大慈寺作传,或许也有一些打捞被吞噬的佛门中人的考量吧?

《大慈寺传》在20111月就印刷完毕,但作者随后就遭遇了不大不小的一场灾祸,使此书在2011年底始得正式上市。冉云飞得大慈寺,是他个人之幸;大慈寺得冉云飞,是斯寺之幸。得之而又短暂失之,是无可奈何的命运;失之而又终于得之,则是我们共同的幸运。


【附录】


《大慈寺传》作者签名本网购地址:http://item.taobao.com/item.htm?c_b=1&id=15139852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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