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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四大公子”的历史社会学(吊膀子京城四少之续篇)  

2011-10-08 09:46:56|  分类: 文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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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历史的眼光看,没有一种评价标准是永恒的。譬如说,一千年以后,莎士比亚戏剧也许会被彻底遗忘而一张借条却成为最好的文学作品。又譬如说,两千多年以前,惟有风骨秀耸的世家贵族才能成为四大公子,而今天,几只胸毛都没发育出来的苍白的纨绔子弟就可以被称作京城四少。

评价标准的历史变迁,虽未必完全对应,但一定能折射时代风气、社会结构及民众心理的变迁。 

战国时代的四大公子,多为世家贵族,且都以善养士、精通治理术著称。因战国时代乃是中央集权崩坏,地方诸侯雄起的时代,也是攻伐频繁,危机十足的时代。在此时代,天子只具备理论上的合法性,诸侯及贵族世家才是真正拥有权力者。职是之故,四大公子自然多出世家贵族。与此同时,战国又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流动性极丰富的时代,布衣说客、平民智者而能为白衣卿相;鸡鸣狗盗之徒、引车贩浆者流也可能平地拔起。作为天子与民众之间的中间力量也是中流砥柱的世家贵族,必须发挥整合社会资源、提供充足流动性的功能。因此,战国四大公子,就必须重然诺、讲义气、有担当,天下朋友皆胶漆。社会如此期许他们,而他们也不辱社会的期许,终赢得闪闪发光的评价。 

西汉没有四大公子之说,乃是因为西汉的中央政权相当警惕地方势力,不论是分封诸王还是地方豪强。其时地方豪强,或由宗室演化,或由地主升级,或由巨商转成,或由游侠登堂,飞扬跋扈,横行乡里,乃至与郡守结盟,成为与官方政权平行的一种势力。汉景帝对此即开始警惕,并有少数举措,至汉武帝则对地方豪强进行全面打击,收到良好效果。

东汉同样没有四大公子之说,及至末年,却有三君、八俊之论。乃是因为当时宦官专权,清流名士起而与之对抗,主要手段是通过号召舆论。名士要有公共影响力,须经过漫长的学术训练及丰富的社会阅历,青年人很难成为名士。中年名士既成主流,公子哥儿自难出人一头之地。

魏晋六朝,世家门阀的意味更深,所谓上品无寒族,下品无士人,社会流动呈板结状。但正因如此,阶层常以士族与寒族划分,二元对立形成,非三五个佼佼者可以脱颖而出。加上政治黑暗,世家贵族动辄因站错队招来杀身之祸,于是隐逸风气大行,竹林七贤等消极自由者成为主流——都这么低调了,哪里还有屌屌的四大公子出现的空间?

唐宋两代,科举大兴,平民阶层崛起。尽管仍有荫护和世袭,但并非社会主流价值观认同和追求的方式。贵族暗淡的同时,作为个体的人被重视和放大,公子哥儿遂常成为庸碌的别名。如此,则四大公子欲图浮出水面,也如水藻缠身的溺水幼孩一样困难。

抵至明末,文人结社风气大盛,庙堂江湖,均有其人。他们抢占清议之制高点,也就夺得舆论之风向标。四大公子重新抬头,且多出于文人世家,自是情理中事。其时对四大公子的评价,无非才、学、识、风骨。四者必居其一,集而有之者则最佳。陈贞慧、侯方域、方以智、冒辟疆,以此社会评价观之,均为一时之选。

及至清末,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西风东渐,帝制可危。自太平天国之后,汉人士大夫崛起,酿成地方分权之势。于是督抚之权势地位,达到明清两代之巅峰。这时的四大公子,谭嗣同、陈三立、吴保初、丁惠康,均为重臣之后,可算“官二代”。但他们既有“官二代”的教养、名望,也洗去了此阶级中人常有的骄矜纨绔之气,终能赢得社会尊重,并在群星璀璨的时刻绽放夺目光芒。

民国初年的四大公子又有不同。这个时代之前,是剧变时代,这个时代之后,仍是剧变时代。而这个脆弱的共和时代,也是变动不居,复杂价值观博弈颉颃的时代。此期的四大公子,张伯驹、张学良、袁克文、溥侗,两个为军事强人之后,代表着权力的主宰者,一个为巨商之后,意味着士绅实业界的上升,还有一个为满清皇室之后,象征着政府对皇室的优待以及民情对其的眷恋。值得注意的是,这四大公子,除了张学良外,全有良好的文学修养及天赋,这也许暗示即使在民初浊世,礼或崩而乐仍未坏。

1949年以降,经历新中国成立后的诸多运动,无论是贵族阶层还是士绅阶层,均荡然无存。从前是“礼不下庶人”,现在是不论庶人或士大夫,都不再有“礼”的光芒照耀。国家直接面对个人,几乎不允许任何非官方的中层组织和非官方的价值学说存在。在1980年代以前,凡是说到四大什么的,基本都不是好东西。比如陈伯达1946年写就,建国后一再重版的小册子《中国四大家族》,彻底将四大家族钉在红色历史的耻辱柱上;而到了文革以后,一说到四,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张牙舞爪的四人帮……

1980年代后,民间社会开始复苏,在官方一元意识形态之外,涌现了更多虽在武力上无法与之对抗,但在优美、智慧与悲悯上足以秒杀前者的多元价值观。1980年代也被不少人称作中国当代史上短暂的文艺复兴时期。但众所周知,1990年代与1980年代是完全不同的,经济门打开,而政治门关上。此期出现的京城四少,是四位经济学家。这饶富意味。它既反应了民间社会对学术的尊重,又衬出普罗大众对经济的艳羡。经济学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成为显学。其实经济学几乎没可能帮助任何个人发财,但这并不能阻挡穷鬼们对它的热爱,就像即使几乎没有任何一个粉丝可以碰到林志玲的一根腿毛,也不妨碍粉丝们一听到她的名字就惨叫。

时光流转,日历指向2011年。20年的经济腾飞,似乎喘着粗气到了一个临界点;20年经济腾飞换来的民众拥护或容忍,也似乎叹息着走到了街头拐角。如今,人们还没有解决很多前现代的问题,又裹挟着太多现代性问题,竟一头扎入后现代。

后现代的社会,是消解中心解构权威的社会,也是娱乐至死的消费社会。人们可能拥有一切但更可能失去一切。人们大声地喊叫,却没人倾听;人们一旦严肃起来,就是最滑稽的小丑。于是,新的京城四少出现了,王烁等四个不入流的富家小混混,除了一个略有红色世家气息外,基本全是暴发户子弟。他们最习惯的学历,停留在初中;他们最喜欢干的事情,第一是搞女明星,第二是被女明星搞,第三则是为了女明星拔出枪指着争风吃醋的对手的头。

是谁将他们称作京城四少的?已不可考。也许是某个小报记者,在大排档喝高之后回去赶稿子瞎写的;也许是四少的某个小弟,突发奇想而编造出来,并在网络造势;还可能根本就是四少搞过的某个三流女明星,想想干脆封他们个京城四少,也不枉老娘陪他们都走过一程……

其实谁封他们为京城四少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媒体与民众为何对此信手拈来且津津乐道。这背后既藏着人们对中国传统贵族世家消亡的失落,也有娱乐时代人们没心没肺地嘲弄一切的无厘头。京城四少实际上就是四个长了喉结的芙蓉姐姐,他们的每一次出镜,都不过是满足了人们不可告人的审丑情怀和揶揄心理。

再往深里说,京城四少更照出这个时代的审查和自我审查。我们能肆无忌惮地嘲笑真正的恶少吗?不论是最高层的恶少,还是身边一个普通的黑社会恶少?我们做不到。那就让我们尽情嘲笑京城四少吧,他们虽然对我们并没什么伤害,但他们有够讨厌,而且,更重要的是,嘲笑他们对我们毫无危险可言。

王荆公有诗云: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现在,我们却是,看不到最高层恶少,只因浮云有意无意地遮住了望眼。王烁等所谓京城四少,就是这浮云;而真正的最高层恶少,却正站在浮云之上,一脸不屑地对我们这帮看不见红太阳深处的人冷笑呢。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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