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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社新任社长宋石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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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年官方倡导的尊孔读经  

2011-01-30 13:21:25|  分类: 文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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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石男 刊于今日南方都市报,见报署名为“四一”)

 

按常理度之,1912年中华民国的建立,就像是给儒家出示了红牌,儒家制度就此出局,儒家文化则进入博物馆。因为中华民国建立在以约法与议会为代表的新型现代文明之上,儒家不再是权力运行的逻辑依托,也不再是社会秩序的合法性来源。奇怪的是,这种推理并不成立。在民国初年,尊孔读经的潮流堂皇而行,政治上的推动者为国家元首或地方军阀,文化上的组织者则是各怀心事的遗老遗少或社会名流。

就中央而言,袁世凯是推行孔教最力之人。19129月,袁世凯发出《尊崇伦常文》,表白对孔子的爱慕,且支持成立孔教会;19136月,袁世凯发布《尊孔令》,次年9月又颁发《祭孔令》,并由袁世凯亲率百官,进行民国首次官方祭孔活动;1915年的《国民学校令》中,以法律形式确定读经在学校的地位。至此,官方倡导的“尊孔读经”运动初步体制化。

论者常以为袁世凯推行尊孔乃是为帝制复辟开路,如鲁迅就说,“从二十世纪的开始以来,孔夫子的运气是很坏的,但到袁世凯时代,又被重新记得,不但恢复了祭典,还新做了古怪的制服,使奉祀的人们穿起来。跟着这事而出现的便是帝制。”在我看来,袁世凯尊孔固然有称帝的个人野心,但也有维系政权运转、国家稳定的考量。辛亥鼎革,新政权面临意识形态危机,旧有的儒家文化看上去正在断裂,新晋的西方现代政治文明又未真正深入黎民之心。对当时中国绝大多数人尤其是底层民众而言,所谓宪政共和,无异于天外飞仙,他们对之不可能有深刻了解,也未必有炙热情感。国人共识或曰共同信仰的缺乏,让袁世凯陷入深深的焦灼中,他说:“今之大患,尚不在国势,而在人心。苟人心有向善之机,即国本有底安之理。” 在这种时候,他只能把目光投到传统中去,希望借孔教之魂,为新政权开路。因此,他才会不遗余力地攻击共和,称“民国肇造,年少轻躁之士,误认共和为真理,以放恣为自由,以蔑伦为幸福。纲纪隳丧,流弊无穷”,只有“讲明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以提倡天下”,才可“挽回薄俗等情”,将“中华立国”归结到传统儒家伦理之上,以为“政体虽更,民彝无改”,只有儒家才能安天下、治中国。

袁世凯以后的地方军事强人,也莫不鼓吹尊孔,以作为治理术中的重要一环。如1920年直系军阀、畿卫戌总司令王怀庆在万国道德会上发表尊孔读经演说,1924年山东督军郑士琦等上《为转请明令读经并崇祀孟母致大总统呈》。更典型的是奉系军阀张宗昌,他在山东大搞尊孔读经,与孔子后人孔令贻结拜兄弟,精印儒家《十三经》广为散发,更令各学校读经,对孔子顶礼膜拜。19258月,张宗昌在曲阜举行盛大的祭孔典礼,放话说:“这些年,有人要打倒孔家店,我看是打不倒的。现在我想拨一笔款,重修孔庙寝殿,修完这里再修奎文阁。打的让他们去打,修的咱们还是要修。”可见虽经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冲击,在军事强人的统治中仍延续着民国初年尊孔读经的逆流。

军事强人在庙堂之上提倡尊孔读经,遗老遗少则在民间结社相应。1912年以后,相继出现了孔教会、孔社、尊孔会、孔圣会等尊孔团体,《不忍》、《孔教会杂志》、《经世报》等尊孔报刊,甚至还出现了一个孔教大学。在诸多尊孔团体中,以孔教会影响最大、存活最久。191210月,康有为授意其学生陈焕章等在上海成立孔教会,以“昌明孔教,救济社会”。1913年夏,陈焕章从沪至京,在太仆寺街衍圣公府内设立孔教会事务所,并开始一场国教请愿运动,试图在宪法中规定孔教为国教。终因各界人士尤其是宗教人士的反对而未果,仅于宪法草案中加入“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一条。袁世凯称帝闹剧后,孔教会又展开新一轮国教请愿运动,康有为在19169月上书总统,要求“以孔子为大教,编入宪法,复祀孔子之拜跪明令,保守府县学宫及祭田,皆置奉祀官”。康有为甚至称,中国人如不拜孔子,则留此膝何用?当然,第二轮国教请愿运动仍以失败告终。    

学者袁伟时评价康有为、陈焕章等人的尊孔运动是一次“狭隘文化民族主义大发作”。何以言狭隘?看看他们这些言论就知道了:“孔子之圣智,超越大地诸教主”、“中国之文明冠绝全球”、“经为万世法,而孔教能统一全地球”、“凡普大地万国之人,虽欲离孔教须臾而不能也!”孔教而能统一全地球,是当时就有在全球遍布孔子学院的奇想了么?

以今日眼光视之,民国初年的尊孔读经乃至请定孔教为国教的运动,是要将中国变成儒教国家,实现政教合一,以巩固军事强人的统治,顺便也满足遗老遗少的“狭隘文化民族主义”。但这注定会失败。中华民国的缔造,是基于宪政共和的要求,是为了让中国人走上通向法治、民主、自由之路。独尊儒家恰恰是对共和之路的反动。若不肃清与儒家息息相关的宗法专制残余,公民的自由、平等关系怎么确立?而讲求三纲五常,以等级秩序、礼法约束为核心的儒家,显然不能支持以权利、法治为本位的现代民主政体。

值得警惕的是,儒学尽管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宗教,但也饱含神学气息,如李慎之所言,“从孔孟起,儒学就把天或道与人事相联系,特别是从董仲舒开始,把皇权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高的概念天或者道具体地联系起来,形成一套颇为完整而又精微的理论,使皇权具有神圣的意味。从来皇帝的尊号中都有‘奉天承运’、‘继天立极’这样的字样。明明是流氓地痞、靠杀人放火、打家劫舍发迹的人,只要一登皇位,就自然而然戴上这样神圣的光环。”因此,所谓儒教中国,也可视作“政教合一的专制主义中国”。

19122月,蔡元培在《教育杂志》发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文中说:“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自由思想相违。孔子之学术与后世所谓儒教、孔教当分别论之”。这话相当透彻,孔子之学术与儒家不能等同,儒家与儒教更不能等同,谁如偷换概念,从文化思想上的尊孔,一步步推演成治理术,那就注定是一条危险之路。尊孔在治理术的应用中,有时又会以另一种极端的形式出现,那就是批孔。学者李零说得好,“现代的尊孔和批孔,其实是欢喜冤家,白天吵架,晚上在一个被窝里睡”。看清了这一点,我们应不至于再轻易落入尊孔或批孔的治理术的彀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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