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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社新任社长宋石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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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而优则仕:举国体制下的官本位阴影  

2010-06-08 08:28:16|  分类: 评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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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于搜狐评论 标题为“奥运冠军当官的体制阴影” 宋石男)

 

日前,杜丽、邢傲伟、唐功红等9名山东籍奥运冠军结束了“岗前培训”,一起晋升副处级领导职位。山东省体育局一次性统一提拔全部9名奥运冠军,在国内尚属首次,旋即引发热议。

 

有网友笑眯眯地说:“嗯,建议全国推广,因为我们至少还认识这些人”;有网友充满善意:“在中国最不需要能力的岗位就是官员,我相信四肢发达从小集训的他们完全可以轻松胜任”;有网友不无犀利地指出:“这是处长职位通货膨胀的标志。据说目前全国约有75万名处级干部,奥运冠军大举进入这一行列,必将引发新一轮的‘处长通胀’”;也有网友心怀悲悯:“奥运冠军是金字塔的顶端。金字塔底部的那些运动员怎么办?力气大的去搓背,跑路快的去摆地摊?出于人道主义,他们可否也统一安排成公务员”?

 

在我看来,山东体育局一次性提拔9名奥运冠军为副处级干部,既体现了“某而优则仕”的华夏传统,又透出了举国体制下的官本位阴影。

 

所谓“某而优则仕”,是个填空题。可以是“体而优则仕”,譬如北宋的著名球星高俅,就靠蹴得一脚好鞠而官至殿帅府太尉,差不多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长;可以是“学而优则仕”,这在历代被视为出仕正途,除了科举外,还可以靠一些特科如博学鸿词科等获得向上流动机会。后者跟今天的学者出任地方官员或上调中央部局,略有血脉相承的意味。还可以是“商而优则仕”,譬如清代就广开捐纳,土老肥只要舍得花钱,最高可捐得一品的顶子。这与今日的企业家当各级工商联副主席或人大、政协委员,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某而优则仕”的填空题背后,则是官员提拔或任职渠道的规范缺失,以及“万般皆下品,惟有做官高”的“官本位”积习。相对而言,在西方这就不太可思议,譬如比尔·盖茨不会去当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科比决不会想着竞选国家体育总局的司级岗位,穆尼尼奥也不太可能去官办足协混个一官半职,爱因斯坦多半也看不上官办科学院的副院长头衔。因为在现代西方,“官本位”几乎是一个来自火星或中国的东西。


所谓“官本位”,乃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与社会心理,据学者研究,大约有如下四点内涵:1、公共权力的运行以官的利益和意志为最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2、严格的上下级制度,下级对上级唯首是瞻,上级对下级拥有绝对权力;3、以是否为官、权力大小、官阶高低为标尺,或参照此标准来衡量人们的社会地位和人生价值;4、在此基础上形成敬官、畏官、谄官、逐官的社会心理。

 

我曾用更简短的一句话概括“官本位”,那就是舍官外几无成功人士,舍政治外几无向上流通之渠道。“官本位”的政治文化,具体落到奥运冠军集体提任副处级上,则是“体而优则仕”。这意味着在举国体制的体育竞技环境下,奥运冠军的最后或许也是最好的出路,仍是做官。奥运冠军集体包揽副处级,实际上完成了一个从由纳税人金钱供养的公共体育明星,到仍由纳税人金钱供养的公务员的体制内循环。

 

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先来看看举国体制的中国体育。长期以来,中国体育一直延续50年代以来苏联、东德等国家的做法,以国家之力培养体育尖子,用来在国际比赛中把西方国家运动员比下去,以证明某些部位的强大。究其本质,举国体制乃是依靠财政拨款,也就是靠纳税人的金钱以获取体育竞技成绩。进言之,即用税金换金牌,再将金牌转换为执政党政绩、国家面子与全民鸡血。有专家曾测算,中国一块奥运金牌的成本,相当于7亿人民币。一块奥运金牌的背后,除了运动员的多年努力,国家机器的长期运转,还藏着多少纳税人的血汗!从这个角度看,奥运冠军第一句感谢的确实不应当是他的父母,也不当是国家,而是中国每一个纳税人。是他们不知不觉中被投入到举国体制的体育项目中的血汗钱,让运动员走上奖台,乃至政坛。

 

现在看来,举国体制的中国体育,可说是计划经济残余的最后堡垒之一。在此体制下,既缺乏相应的监督机制,也没有市场经济内蕴的公平透明原则,而最重要的投资者——纳税人,既无法对竞技体育资金的投入使用拥有知情权、决定权,也无法真正参与举国体制下的体育项目。他们得到的唯一回报,或许就是以举国之力而谋得的金牌狂欢下的大国崛起、民族腾飞之幻觉。然而,体育的本质当是娱乐、健身,体育产业应当是商业化、市场化而非政治化。因此,体育明星的出路更多的应当是娱乐业与商业,而非政坛。毕竟,赛场不应是通向官场的终南捷径。

 

如果程序透明,个人能力登对,那么少数奥运冠军从政,也未尝不可。但山东体育局这种集体提拔,则存在不少问题。

 

第一,这9名奥运冠军的能力如何,是否足以胜任人民公仆?人民不知道。运动成绩好不等于会管理,能够举起很重的东西,不代表能够举起纳税人的信任;跳水跳得好,也不代表能在公共事务管理的平台上跳得好。

 

第二,目前看来他们似未经过公务员统一考试,而是由内部培训,再内部考核通过,即开赴岗位。这是否违反了程序正义,公务员招考中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说到底,冠军们之所以能当上副处,还是“领导信任”的结果,而非选民之委托。

 

最后,今日的奥运冠军与昔日迥异,当属强势群体与既得利益者,他们每块金牌的背后都对应着巨额奖金与商业利益。他们的出路,当不止做官一途,但在赢者通吃的政治社会法则下,却再次占据职业入仕的制高点。相比而言,那些千千万万位于举国体制金字塔基底的无名运动员,几乎没有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只不过充当了金碧辉煌的斗兽场的砖石,或者在体育领域延续的对抗式冷战思维的炮灰。

 

学术应当独立,体育应当商业,我们这里却纷纷纳入巨大的体制内去循环了。学院院长而是正厅级,主教练而是正处级,这是中国特色。如此这般,情何以堪?说体育,就只好在乒乓球和女子举重一类的项目上摧营拔寨;论学术,就多见到《社会主义是一种和谐》一类的社科基金课题。当书斋变成厕所,赛场通向官场,学术只能沦为政治的婢女,而所谓全民体育,也终究敌不过举国体制的蛮力,被埋葬在纳税人金钱垒造的华丽废墟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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