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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社新任社长宋石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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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5-07 10:08:02|  分类: 文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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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星衍食古能化

 

 

《晶报》栏  宋石男

 

我们常对古人有“刻板成见”,譬如张飞,总觉得是勇猛武夫,其实他还善画,尤善画美人;再如张良,总觉得是雄伟丈夫,其实他却“状貌如妇人好女”。同样,一说到清代考据学家,我们就想起浑身上下簌簌地掉故纸渣的糟老头儿,然而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位考据学家,不但不迂腐,而且精于世务,极具个性,还写得一手好诗。

 

斯人即孙星衍(1753-1818,字渊如,江苏武进人),清代经学家、小学家、金石学家、诗人。星衍在当时学界的名声不小,甚至有外国“粉丝”——高丽使臣入京,在书肆见到星衍所校古籍,被震住了,特地拜见他,还手书“问字”匾以赠。后来星衍就自号其书斋为“问字堂”。

 

星衍少有神童之目,据说能将《文选》全部背完。这倒没什么了不起,复读机也可以办到。对学者而言,记忆力只是必要条件,而非充要条件,否则最有资格当博导的是“百度知道”。

 

孙星衍不止记忆力好,更富有创造力。袁枚当面推许他说,“今天下清才多,奇才少。君天下之奇才也”。洪亮吉也赞称他“少日诗才为同辈中第一”。孙与洪都是常州人,以经学并称“孙、洪”。当时常州才士颇多,如袁枚所言,“近日文人,常州为盛。赵怀玉字映川,能八家之文;黄景仁字仲则,诗近太白;孙星衍字渊如,诗近昌谷;洪君亮吉字稚存,诗学韩、杜。俱秀出班行”(“秀出班行”即出类拔萃之意,语出韩愈《太原王公神道碑铭》)。后来吴鼒编《国朝八家四六文钞》,所选八位清代骈文高手,就有三位是常州人(孙星衍、洪亮吉、刘星炜)。

 

星衍的诗,有一种奇诡雄浑,绝似韩愈、李贺。如“飞磷射屋鸟啄墙,鬼风吹檐断佛臂”、“青狸捧骨夜窥月,日气不足罗神奸”(《登千佛楼》),“眉痕只觉瘦来浓,指爪都从病后长”(《妻病》)。他还有另一种轻丽凄婉的诗,又像李商隐、杜牧。如“一度落如人小别,片时圆比梦难成” 《夜坐咏月》)、“红烛照颜年少去,碧山回首昔游非”(《广陵客感》),洪亮吉称“读之皆令人惘惘”。

 

“惘惘”来自星衍的多情。星衍的妻子叫王采薇,双方感情很好,随时都在蜜里调油,但采薇20多岁就早夭了。于是星衍修建一座小楼,起名“长俪阁”,里面挂放妻子画像以作纪念。在采薇死后,星衍终身不娶。(不过星衍有蓄妾,不娶只是表示“妻子”的名位永远为采薇留着,而不是要就此守一辈子活寡、断子绝孙。)这完全是诗人,而非考据家的惯常做法。

 

一个优秀的诗人,通常都有傲骨,就像一位能混出模样的公务员,通常都有软骨头。骄傲是诗人的必备品也是必杀技,星衍自不例外。

 

星衍中了进士后,在翰林院作庶吉士,三年期满参加考试,成绩优良的话可以留馆,成为重要官员的候选人,成绩普通则分发各部,或放州县官。星衍在考试中作《厉志赋》,引用《史记》中“匔匔如畏”一词(”,即“鞠躬”、“尊敬”),主考官和珅没文化,认为“匔”是别字,遂将星衍抑置二等。其实和并非没文化,而是星衍爱惜羽毛,从不奔趋其门,和因此报复星衍。考试成绩出来后,和找人暗示星衍,只要拜在他门下,可以破格留馆。星衍不屑一顾,说:“天子命,何官不可为?某男子,不受人惠也”。遂以主事分刑部,出为兖沂曹济道。(另有清人笔记称,星衍不入馆选是因为他自恃文思敏捷,考前戏与友人约,日午就提前交卷,同去饮酒燕乐,结果误引“登九余三”为“登三余九”。这里要指出两点,一是笔记中的“登九余三”疑误,当作“耕九余三”,典出《礼记·王制》;二是不论星衍因何考试不佳,关于他拒绝和笼络的记载基本一致。

 

后来有人将星衍不阿附和珅的行为,与他的老乡兼好友洪亮吉因言获罪的遭遇并提,赞称说:“(孙、洪)两先生文章经术,衣被士林,其出而服官,一则力避权门,一则昌言主德,清操亮节,体用兼赅。彼拾许、郑唾余,窃班、扬貌似,通儒自命,气节靡然者,岂能望其肩背哉”?

 

星衍的骄傲有时也会伤人。他曾入陕西巡抚毕沅幕,僚众以其狂而好侮人,作檄逐之,檄中有“目无前辈,凌轹同人”诸语。幸好毕沅怜才,手裂檄文,只让孙换个地儿住,还增发了他的薪水。

 

孙又好冶游,用今天的话说,则是酷爱夜生活。毕沅署中管理严格,“漏三更”则关门,星衍就常翻墙出入。他跟叫郭芍药的一个歌妓相好,有次耍高兴了,竟带回署中,包夜。夜半,芍药忽然硬要回去,哭得跟趵突泉似的。这时门已锁,芍药不是女布勃卡,不会撑杆跳,脚又缠过,没法翻墙。星衍无奈,只好偷借长梯子,让芍药爬过去。芍药在回去的路上为逻者逮获,被告到毕沅处。毕沅问清状况,急命释放,惟恐星衍知道。于是星衍越发放浪形骸。

 

星衍脾气虽怪,只是针对所谓“朱门达人”或“冬烘先生”。他对年轻才俊的态度就很好。若干年以后,他也形成了自己的“气场”,喜欢提携后进,座客常满,时人目为东汉清流陈太邱。他曾与人论一前辈,“彼之不爱才,毕竟自家才识有限耳”,其潜台词大概是“我一向很爱才,因为我本人就才华横溢”。

 

孙星衍终身都保有诗人气质,但只写了小半生的诗。30多岁后,星衍专研六书训诂之学,不再热衷作诗,偶尔写一写,与少作也如出两手。袁枚很遗憾,写信给他表示惋惜,星衍回信辩解。往复之间,不觉完成了一次对“考据意义”的精彩讨论。

 

袁枚认为考据是“器”,而创作才是“道”。所谓“六经三传,古文之祖也,皆作者也;郑笺孔疏,考据之祖也,皆述者也”,换言之,第一流的人物是经的作者(如孔、孟),第二流的人物才是考据者(如郑玄、孔颖达)。如今孙放弃创作而遁入考据,是自甘从第一流堕落成第二流。

 

孙星衍则认为,创作与考据没有本质差异,“古人著作,即其考据,奈何阁下欲分而二之?考据之学,今人必当胜古,而反以为列代考据如林,不必从而附益之,非通论矣”,若“以抄摭故实为考据,抒写性灵为著作”,实在皮相。他更有深意的辩解,则是以考据为经世之木筏:“(星衍)正恐经世之疏,故汲汲不敢有暇日耳。所以言者……惧世之聪明自用之士,误信阁下之言,不求根柢之学,他日诒儒者之耻”。

 

孙星衍确实也将“为经世而考据”落实到著述中去。在他的文集中,有关漕运、粮政、吏治、科举、律令、地理等问题的考证四处可见,这些问题大多关乎国计民生,满载他的经世抱负。

 

他不但能坐言,还能起行。

 

任广东司郎中时,他“执法求平,所平反全活者甚多”;任山东按察使时,他又在七月内“平反数十百狱,活死罪诬服者十余人”,山左风气为之一变。

 

任山东兖沂曹济道时,他主持曹南(今菏泽市)水利,其时曹南水漫滩,溃决单县,星衍召工从上游筑堤遏御,只用五日夜就告功成。山东按察使康基田感慨说:“我治河数十年,未见决口能即堵的,只有曹南之役,您做到了。而且省了国家百万帑金”。可是,当时的河帅却抑星衍之功不上,星衍也不生气,恬然自得,赋诗云“黄金与土真同价,桑海为田止片时”。

 

若干年后,曹南再起河工,孙星衍被调派去主持,当时河工有“扣费”一项,可入主持官员私囊,孙星衍不取,仍存官库。曹工尚未“合龙”,河道督抚急于求成,将孙调离,仓促“合龙”。不久出了问题,决口复开,需赔银九万两,本该孙星衍与后来主持者对半承担,但上头全算在星衍的脑壳上。孙也不辩,只说:“既兼河务,不能不为人受过”。星衍努力多年才还清此笔款项。他先在杭州阮元办的诂经精舍任主讲,薪水不够还账,官方追得紧,被迫再度出山为官,补山东粮道。在粮道任上,他颇多建设性举措,如改良粮食平粜制等。

 

阮元为星衍作长传,称其“为儒者,亦为文人”,主要是说孙氏在经学、文学上的成就,其实大可以再加上一句,“亦为良吏”。古人有三不朽之说——立德、立功、立言,而星衍都能沾上关系:他为儒者能立德,为良吏能立功,为文人能立言,虽未必足称不朽,至少可说不凡。

 

 

【参考文献·作者姓氏拼音排序】

 

陈康祺著,晋石点校,《郎潜纪闻初笔二笔三笔》,北京:中华书局,1997

洪亮吉著,陈迩冬校点,《北江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李春光纂,《清代名人轶事辑览》(第四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钱仪吉纂,《碑传集》(第七册),北京:中华书局,2008

孙星衍撰,骈宇骞点校,《问字堂集·岱南阁集》,北京:中华书局,2006

袁枚著,顾学校点,《随园诗话》,2006

张绍南撰,《孙渊如先生年谱》,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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