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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翼别具史格  

2009-03-30 00:23:29|  分类: 文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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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报》专栏

 

茨威格曾说:“只要一种教条控制了国家机构,执掌了政治工具,它必将迅速建立起恐惧的统治”。学术亦然,只要一种教条控制了学术机构,执掌了舆论之牛耳,它必将迅速建立起令人窒息的学术风气。譬如乾嘉时期,白胡子飘飘的经师与小学家成为学界总统,而史学、文学都退避三舍,沦为奴婢。但正如每个窒息的时代都有异端一样,在乾嘉时期,仍有一些异端学者,要执著地发出自己的声音,比如章学诚、崔述,还有今天我们要谈论的赵翼。

 

 

赵翼(1727-1814,字云崧,号瓯北),江苏阳湖(今武进市)人,清代史学家、诗人,著有《廿二史札记》、《陔余丛考》、《瓯北诗钞》、《瓯北诗话》、《簷曝杂记》等。(或有人疑《札记》、《丛考》非赵著,后来学者多为赵辩诬,最有力的当属杜维运所撰《赵翼传》。

 

他早岁家寒,跟随在私塾任教的父亲就读于外。14岁父卒,他接过父业,为富家课徒,22岁时失业,投奔在京师作幕客的亲戚。旋以文学才华得翰林院掌院学士刘统勋的赏识,入其幕,参与编修《国朝宫史》。后又入汪由敦幕,汪是其时名士,家富藏书,赵翼朝夕披览,识见精进。30多岁他被荐选入军机处,草拟谕旨及奏报,倚马千言,文不加点。

 

乾隆二十六年(1761),赵翼会试第一,参加殿试也为第一,但同时有个陕西人王杰为第三,乾隆说开朝以来陕西未出过一个状元,遂将王擢为第一,而赵改作第三。赵翼跟“三”这个数字特别有缘,与诗人袁枚、蒋士铨并称诗坛“江右三大家”,跟钱大昕、王鸣盛同列“乾嘉史学三杰”,时人在两项排名中都将赵放到第三。(赵翼若来到现代,我们或可亲热地称呼他作“小三”,呵呵。)不过我以为,至少在史学方面,他不是老三,超过王鸣盛而与钱大昕分庭抗礼。

 

40岁时,赵翼外放作官,先任广西镇安知府,深得民心,后调广州知府,曾捕所谓江洋大盗108人,其实都是些吃不起饭才铤而走险的普通百姓,按例全该论斩,赵翼不忍,只杀了38人,其余均遣戍。(数年后,盗迹又起,巡抚李湖杀300余人。)在广州任上不足一年,赵又改任贵西兵备道,来到贵州威宁。此地非常贫穷,书吏每天用纸都要向上司请给,赵翼忍不住感叹“天下无此贫署也”。不过赵并非贪慕物质之徒,即使在繁华富庶的广州,他“每食仍不过鲑鱼三碟、羹一碗而已”。不久,他因在广州从宽处理盗案被追究,受到降一级调用的处分,遂辞官回家。这一年,他45岁。

 

卸任后,赵翼当了多年宅男,“里居不出者数年”,只管读书,“日夕惟手一编,有所得辄札记别纸”,并完成《陔余丛考》初稿。53岁时,他有个复出机会,取道山东赴京,打算再战宦海,不料行至台儿庄,忽患风疾,双臂枯钝不能自如。他只好掉头南归,从此“息意荣进,专以著述为娱”,开始长达三十余年的“水边林下,扶杖逍遥”的归隐生活。后来虽一度复出,辅助闽浙总督李侍尧平定台湾林爽文,但坚辞李氏为之请官,其活动轨迹主要还是执教安定书院,交游士林俊彦,居家撰诗考史。

 

他一生作诗5000多首,可谓海量。他的诗颇有风趣,尤重新意,但下笔太快,粗而不细,不甚耐看。钱锺书评其诗为“锋芒太露,机调过快,如新狼毫写女儿肤,脂车轮走冻石坡”,形象传神。

 

作为诗歌评论家的赵翼,要高于作为诗人的赵翼。他论诗重独创,曾说“必创前古所未有,而后可以传世”,又讨厌泥古之气,说“诗有真本领,未可以荣古虐今”。清初至中叶,诗坛复古之风甚盛,如康熙间主盟诗坛的王士祯,自王、孟、韦、柳等四家中拟古,而乾隆间主盟诗坛的沈德潜,更力倡诗教,拈出“格调”,步武汉、魏、盛唐。赵翼对这些复古大佬不屑一顾,以为“矮人看戏何曾见,都是随人说短长”。他有两首论诗绝句最能代表其意见,且录如下:

 

“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争新。

预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觉陈。”

 

“李杜诗篇万古传,至今已觉不新鲜。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他又利用史家特长,独开“以诗证史”之先河,如用杜甫诗证明“古人作画多在素壁”,用白居易诗证明“今人爱陈酒,古人爱新酒”,甚至利用白诗补唐代职官、食货、舆服诸志。今人但知陈寅恪善于“以诗证史”,罕有知此风实滥觞于赵翼。

 

不过,无论作诗或论诗,都不是赵翼的核心价值。他最核心的价值在史学上,并且是反动乾嘉主流考据风气的史学。

 

赵翼最有价值的史学作品,当推《廿二史札记》。该书共有567个条目,为成此著,他单披阅正史就超过数千卷。此书深得春秋属词比事之旨,不执片词孤证以论史,每胪列诸多相类之史实,比而论之,以得一代之特征。这其实就是近代史学中的专题归纳法,如“擅去官者无禁”一条,自正史七篇列传中取材,由具体而抽象,得出东汉时期擅去官者无禁之结论。除了归纳,他还擅长比较,如“明中叶南北用兵强弱不同”、“新旧书各有纪传互异处”等条。

 

赵翼治史不止能使用归纳与比较之法,更能通过二法之运用,透视历史上富有深意之大问题,如论汉初布衣将相之局、两汉外戚之祸、六朝清谈之习、唐节度使之祸、宋军律之驰、元季风雅相尚、明初文字之祸、明内阁首辅之权最重等,均关系至要。梁启超曾说:“乾嘉以后,号称清学全盛时代,条理和方法虽比前期致密许多,思想界却渐渐成为化石了。”在这种“思想界成为化石”的时代,赵翼却能独具“问题意识”,不拘泥于琐碎无聊的狭隘考据,努力开创“解释史学”的新格局,其著述前承清初顾炎武之《日知录》,后接清末民初之“新史学”,真可说是乾嘉时代之史学叛逆与先知。

 

除了“问题意识”与“归纳比较”,赵翼还有两个在当时稀见的优点。

 

一是具备宽阔视野,尤其对异域的态度,并不以我为中华上邦,遂固步自封、妄自尊大。他有次跟朋友欣赏西洋乐器,回来写诗说“始知天地大,到处有开辟。人巧诚太纷,世眼休自窄。域中多墟拘,儒外有物格。” 他又曾见西洋自鸣钟、时辰表,赞之为“绝技”,还说“西洋远在十万里外,乃其法更胜。可知天地之大,到处有开创之圣人,固不仅羲、轩、巢、燧已也”。他视力不好,大胆配戴西洋眼镜,还写诗咏之,并考其入于中国乃在明宣德间。

 

二是近代史意识。我一向以为,真正伟大的历史就藏在近现代。几乎所有最伟大史书,对作者而言,都是近代史。中国的前四史(《史记》是个例外,但近现代的成分也相当大),西方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伯岛战史》,都是作者所在时代的近现代史。实际上,近现代史才是史家最应献身的领域。道理很简单,你对你父亲的感情,肯定会远大于你的十八代祖宗,而你对你父亲的了解,也肯定会远大于你的十八代祖宗。那么,为什么你不写你父亲,却跑去写你十八代祖宗?对赵翼而言,明史就是他的近代史,也是其关注重点。《札记》中明史部分有六卷,占全书最大篇幅。他对明代政制、经济、民俗、舆论等的嬗变沿革、盛衰兴坏进行深刻考察,并作出小结。今人陈祖武认为,“即从整个清朝一代二百五十年学林而论,他(赵翼)对这一具有现实意义的领域(明史)之探讨也是最为深入的”。

 

赵翼的史学成就,尤其是《札记》的成就,在当时已有学界名流钱大昕推崇。钱氏为《札记》作序,称“读之窃叹其记诵之博,义例之精,议论之和平,识见之宏远,洵儒者有体有用之学,可坐而言,可起而行者也”。在序里,钱还痛心当时士林风气“荣经陋史”,“十七史皆束之高阁矣”,偶有人治史,却被视为“玩物丧志”,或竟斥“读史令人心粗”。钱对赵的褒扬,实际上是借机捍卫史学之合法性,进而提高史学之地位。

 

赵翼自序《札记》,则称“至古今风会之遞变,政事之屡更,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者,亦随所见附著之……或比以顾亭林《日知录》,谓身虽不仕,而其言有可用者,则吾岂敢”,虽称“岂敢”,但步武亭林,光大“问题史学”之抱负,已破纸而出。

 

《札记》虽为钱大昕推崇,但因为与乾嘉主流学风格格不入,在当时候并未产生巨大影响。直到晚清民国,此书才渐渐声誉鹊起。

 

晚清学者李慈铭曾在数年间三读《札记》,并写题记说:

 

“此书贯串全史,参互考订,不特阙文误义多所辨明,而各朝之史,皆综其要义,铨其异闻,使首尾井然,一览可悉。即不读全史者,寝馈于此,凡历代之制度大略,时政得失,风会盛衰,及作史者之体要各殊,褒贬所在,皆可晓然,诚俭岁之粱稷也。”

 

上世纪初,日本汉学界选中国史学家十杰,赵翼即在其列。近代著名史家陈垣也对赵翼推崇有加,曾写诗说:“百年史学推瓯北,万首诗篇爱剑南。”(赵翼号瓯北,剑南指陆游。

 

而在当代,赵翼的《廿二史札记》、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更为学界推为“清代三大史学名著”。

 

关于它们的异同,梁启超曾说:“四书体例略同(笔者按:梁氏增入洪颐煊《诸史考异》),其职志皆在考证史迹,订讹正谬。惟赵书于每代之后,常有多条胪列史中故实,用归纳法比较研究,以观盛衰治乱之原,此其特长也”,可谓能得要旨。

 

近人王树民对三家异同也有段议论,颇为中肯:

 

“钱、王、赵三人之书均以历代正史为主,其共同特点为全面研讨历代史书。然钱氏之书缺少《明史》与《旧五代史》,‘二十二史’一如其名;王氏之书止于新旧五代史,所缺者更多;而二书皆着重于订正个别事件或字句。赵氏之书则不仅论及全部廿四史,且史法与史实并重。但钱、王二氏态度比较严谨……尤以钱氏之书为精密,是受经学余风之惠。赵氏则粗率疏阔,多具体性谬误”。

 

总的来说,赵翼考史、论史不拘成见,无矜夸之气,少激昂之辞,平心从容,处处闪烁“客观史学”之光芒。但他治史精确度不足,谬误如玻璃渣般四处散落,前人周中孚、昭槤、何秋涛等均有批评,今人杜维运更将其谬误分类摘出,称其为“客观之史家,而非谨严之史家”。

 

赵翼长得不太好,气宇一点都不轩昂,李调元说他“为人颔尖面小,似猿”。但他“胸中书气逼人”,也有别样神韵和气质。在众人埋首故纸,拘泥于零篇碎字的考证中,他独能别具史格,发见此前少人问津的问题,对乾嘉学风形成沉默的抗议。他曾写诗自道:“搅肠五千卷,纵目廿二史。复将三寸毛锥尖,妄拟一柱中流砥”,诗句很骄傲,而他也配得上这份骄傲。

 

 

【参考文献·作者姓氏拼音为序】

 

杜维运,《清代史学与史家》,北京:中华书局,1988

杜维运,《赵翼传》,台北:时报文化出版社,1985

梁启超著,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

钱仪吉纂,《碑传集》(第七册),北京:中华书局,2008

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第九卷),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

赵翼著,霍松林、胡主佑校点,《瓯北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赵翼著,华夫主编,《赵翼诗编年全集》,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赵翼著,栾保群、吕宗力校点,《陔余丛考》,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

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1

赵翼,姚元之撰,李解民点校,《曝杂记·竹叶亭杂记》,北京:中华书局,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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