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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3-19 16:07:47|  分类: 文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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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史开生面 


《晶报》专栏

 

能与自己娓娓而谈的人不会永远孤独。那位反动其时代风气的学者,样貌丑陋、性情偏激,在世时少有知音、穷困病苦,但始终与自己娓娓而谈,并让对话泉涌而出,酿成名著,终于在百十年后,成为学界关注、研究的白炽星。

 

斯人即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浙江绍兴人),清代相当独特的一位史学家,梁启超誉为“清代惟一之史学大师”。他的名著《文史通义》,上承刘知几《史通》、郑樵《通志略》,下启近代“新史学”,至今仍是学界研究热点。

 

章学诚属于晚慧型,自小较钝,156岁随父至湖北应城,入馆学习八股,成绩平平。他不喜八股,偷偷变卖妻子的首饰,雇书吏抄录先秦史书,然后自行分拆、组合,编纂成纪传体史书。可见在少年时代,他的史学兴趣就如春笋生发。

 

20来岁时,章学诚买了本庾信的诗集,吴兆宜注。在“春水望桃花”一句的注文中,吴搞了些小考据。学诚的父亲抹去注文,旁批道:“望桃花于春水,神思何其绵邈”。此后,学诚顿觉吴注索然无味,进而对考据产生反感,而终其一生,他都与乾嘉主流考据学割席而坐。

 

30岁左右,学诚因人推荐,入太学志局,参与编修《国子监志》。在志局他过得并不如意,数年后愤然离开。随后出没朱筠、毕沅、谢启昆等人幕中,充当文案师爷,或者助修史籍、方志(其中《续资治通鉴》、《和州志》等流传至今,《史籍考》仅存编例,《湖北通志》也仅残存少量文稿)。不当幕客时,则于保定莲池、归德文正等书院执教,聊以养家。中年得中进士,或许因为厌恶混迹官场,或许因为学术抱负,他没有出仕。

 

学诚不大写诗,自称“不能诗,而生平有感触,一寓于文”。他喜欢在秋冬之交写文章,因为其时“灯火可亲,而节序又易感也”。一生贫病的他,对春天没有感觉,那是闲适士大夫的专享;他只爱秋尽冬初,那才是贫士的季节,所谓“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

 

学诚的一生,太没福气,有封信可举为概括。那是他40多岁时给朋友的一封求助信,当时他在途中遇盗,旧稿几乎全部遗失,生活又无着落。这封信的言辞,骄傲而悲伤:

 

“若不逼于困苦饥寒,呼吁哀号,失其故态,则……尚思用其专长,殚经究史。宽以岁月,庶几勒成一家,其于古今学术,未必稍无裨补。若使尘封笔砚,仆仆风霜,求一饱之无时,混四民而有愧,则不过数十寒暑,便无此身,以所得之甚难而汩没之甚易,当亦长者之所恻然悯惜者也”!

 

终其一生,骄傲都与他如影随形。在朱筠门下时,他常议论如泉涌,且姗笑无弟子礼,见者愕然。还好,朱筠厚道而爱才,也不以为忤。

 

对老师尚且如此,对朋友就更不客气。当时学者,常信佛而素食,他不以为然,跟朋友罗有高戏谑说:“佛说人死为羊,羊死为人。今生所食,来世则反报,你信么?”罗说:“当然”。学诚又说:“那么穷鬼想发财,最好去杀掠富豪;贱人要发达,最好去劫持大官。来世反报嘛,必可以富贵”。罗鬼冒火,但不能驳倒学诚。

 

又有一次,他与周震荣讨论问题,意见不合,竟至攘袂变色,丑语相诋。恰有另两个朋友来,维护周氏,学诚气得不行,言辞越发凌厉。正辩作一团,立户外的僮仆嘲笑说:“这是省城,不去拜达官贵人,却在这里争些无益的东西”,又举空荡荡的包袱示意:“所以我们才吃不饱饭啊……”学诚闻之失笑,索酒斗饮,大醉别去。

 

章学诚的凌厉言辞缘于内心深处的自信,此种自信太过坚硬,几乎接近信仰。他始终坚信自己的学问卓成一家,虽不合时宜,也能在学术史中长存。他称“君子之学,贵辟风气,而不贵趋风气”,又道“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更言“拙撰《文史通义》,中间议论开辟,实有不得已而发挥,为千古史学辟其蓁芜”,还说恐惊世骇俗,只愿刊部分手稿以就同志,不欲遍示于人。其孤独、骄傲、自信的样貌,溢纸而出。

 

章氏学问的核心是史学,且是对当时主流考据学进行反动的“新史学”。在给钱大昕的一封信中,他说:

 

“世俗风尚,必有所偏,达人显贵之所主持,聪明才智之所奔赴,其中流弊必不在小。载笔之士不思救挽,无为贵著述矣。苟欲有所救挽,则必逆于时趋。”

 

学诚所暗斥的“时趋”、“流弊”,就是流于琐碎,有时甚至近乎“学术手淫”的乾嘉考据学。他对考据风气有一种深刻的警惕,认为“今日学者风气,征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但知聚铜,不解铸釜”,犹如“观坐井之天,测坳堂之水,而遂欲穷六合之运度,量四海之波涛”。并指出无谓考据之无厘头——“古人之考索,将以有为也……今则无所为而竞言考索”,因此,“近日考订之学,正患不求其义,而执形迹之末,铢黍较量,小有异同,即嚣然纷争,而不知古人之真,不在是也”。

 

学诚不但批判考据,更批判考据背后的崇古与迂腐。他说“学当求其是,不可泥于古”,认为对古代的学术、思想、制度应有选择地传承,不能一味尊崇信奉。因此,应该将学术研究务实化、当代化,也即“君子苟有志于学,则必求当代典章,以切于人伦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于经术精微;则学为实事,而文非空言,所谓有体必有用也”。这些观点在当时可谓惊人之论,在今日也仍有相当价值。

 

章氏的史学成就,集中在思辨方面(学诚不善记诵,他曾多次谈及自己的记忆力不好,占有史料也不算多,“闻见寥寥”。但一到抽象思辨范畴,他就有当时学者罕见的清晰、严谨)。何炳松曾概括其史学理论精华,主要有三:一是记注和撰述的分家,也就是史料与史著的区分,所谓“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二是通史的观念。在实斋以前,仅刘知几略有点通史的意见,及郑樵有过朦胧的通史主张,但系统论述通史之意义、利弊、编纂等问题,则自学诚始;三是倡导历史的主观与客观主义。这是用现代语言诠释,学诚自己的常用语则是“天人之际”,所谓“尽其天而不益于人”。

 

此外,章学诚在校勘学、方志学上也富有成就。在他之前,校勘学虽已极盛,却少见系统论著;历代所修方志汗牛充栋,也乏有专门论文。章氏的《校雠通义》、《方志略例》,可谓独开生面,空谷足音。

 

而在知识论,就是关于学问的学问方面,章氏也颇多精湛论说。他分别“学问”与“功力”,认为“学与功力,实相似而不同。学不可以骤几,人当致攻乎功力则可耳。指功力以谓学,是犹指秫黍以谓酒也”。大意是说,以思辨为核心的学问与以记诵为核心的功力,看上去相似,其实不同。学问建立在功力基础上,但功力不等于学问,就像酿酒的粮食不等于酒。

 

他又分别著述中的学问(思辨)、文辞(语言)与考据(材料),以人身为喻,生动形象:“学问,其神智也;文辞,其肌肤也;考据,其骸骨也。三者备而后谓之著述”,如果割裂义理、考据和文辞,则“义理入于虚无,考证徒为糟粕,文章只为玩物”。此种论辩,较桐城派“义理、考据、辞章”旧说,更加新颖、深刻。

 

章氏对学术史也有独见,如《浙东学术》一篇,论述浙东、浙西学派之渊源、特色,且阐发“学者不可无宗主,而必不可有门户”之妙论。再如《校雠通义序》中“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一说,也为治学术史者重视。

 

当然,章氏最出名的还是关于“六经皆史”的论述。他说“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将时人视作神圣不可侵犯的六经还原成史籍、政典。不止如此,他更称“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子、集诸家,其源皆出于史”。说这些话的时候,作为史学家的章学诚真是斩钉截铁,不怒而威。(后人考证,“六经皆史”的渊源来自隋王通,明王守仁、清初顾炎武等人,我觉得并不能减弱实斋“六经皆史”的原创性。此前诸说皆非专为史学而发,王通等人的著作中也不存在以此为中心、一以贯之的理论主线。

 

不过,章氏在学术批评中也有流于意气或失之道学的地方。他攻击诗人袁枚“以六经为导欲宣淫之具”,已颇无趣,还恨不得袁枚被干掉、凌迟,就简直是面目狰狞了。为捍卫封建妇道,他又攻击曾经的朋友汪中“无耻”、“狂惑丧心”,此种气味,令人掩鼻。

 

章氏的偏执、激烈或许缘于其不幸际遇(相比之下,物质精神双丰收,美人名声俱入怀的袁枚,自然要乐呵呵得多,“性灵”得多了)。他的一生,总是困厄,既困于贫,又困于病,还困于乏有知音。他年轻的时候,苦于鼻上的暗疮;中年的时候,听觉陡降,跟人说话更像吵架了;在晚年,则困扰于头疼与右眼失明。他的职业生涯也颠沛流离,出没于官员的幕府之中,奔走于书院的教席之间,还曾数次遇盗,其中一次使他的手稿几乎全部遗失,另一次则使他一穷二白地困守乡村小旅馆多日,等待朋友救援。

 

物质、生理的困厄之外,还有心理上的困厄——因缺少知音而产生的孤独感,对主流学界既看不起又不无嫉妒的骄傲与悲伤。他曾多次跟朋友讲述自己的史学思想后,提醒朋友不必外传,以免惊世骇俗。在给钱大昕的一封信中,他推心置腹地大谈自己对考据学的意见,却没得到回音或共鸣。他也偶有知己,但只惊鸿一瞥。在国子监时,欧阳谨为祭酒,曾擢其为第一。六馆之士,相诧而嘻,欧阳却称学诚“当求之古人,固非一世士也”。 另一些人则将他看作一个问号,如翁方纲向刘端临征询章氏“学业究何门路”,阮元则写信给洪亮吉,说:“会稽有章实斋,所学与吾辈绝异,而自有一种不可埋没气象,不知是何路数,足下能定之否?愚意此亦一时之奇士也”。

 

章学诚本人,当然知道自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天才,也知道自己与身处的时代并不合拍。作为史学先知,他必须接受不被人关注,不招人喜欢的命运。支持他终身从事跟其时代习气截然不同的新颖写作的,是对自己天才的信任,以及不浪费这种天才的责任感。因此,他终身“撰著于车尘马足之间”,视学问为最珍视之物,“饥之可以为食,寒之可以为衣”。

 

实斋在世及死后的百年内,整个学界都漠视他的著作。偶尔有学者焦循表达对《文史通义》的尊敬,但在赞美章氏的时候,居然把他的名字写错了。直到晚清民国,章学诚带有浓重叛逆色彩的学说,才为诸多带革命性的思想家,如章太炎、梁启超、胡适等人重视,绍介于众,“章学”也由之兴起。

 

在人人以故纸为基本食粮,以考据为生活方式的乾嘉时代,章学诚对考据学进行了尖锐批判,而在批判中,他又掺杂着对它的尊敬,遂产生一种复杂心态。譬如初次接触到戴震及其学说时,他就受到不小的震动,也因之一度彷徨。(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对此有精彩分析)他认为学者应当从过去的沉浸中摆脱出来,但因为生计,他终身从事最多的仍然是修补方志、编撰《史籍考》一类书籍的工作。像清初学者一样,他试图以自己的方式从过去中脱颖而出,形成全新的学说,但最后仍不能完全摆脱传统的束缚,这既表现在其卫道思想,也表现在其史学评论的方式上——他的思想躲藏在诸多分散的文章、札记、书信中,需要人们耐心地去搜查、组合、汇总、诠释。

 

如果不过度拔高也不过度贬抑的话,或许可将章学诚称作中国第一个真正近代意义上的史学家,足以与西方的布莱德雷、柯林武德等史学家并提而不逊色。(值得强调的是,章学诚是一个史学家,而非史家,他在历史著述上并无太多建树,但在史学理论上,比之前的所有中国学者走得更远。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说:“学诚不屑屑于考证之学,与正统派异……实为晚清学者开拓心胸,非直史家之杰而已”,寥寥数语,道出了章学诚生前寂寞身后尊荣的秘密——一个超前其时代的学者,终将在能理解并尊重其学术的时代闪现光芒。

 

【参考文献.以作者姓氏拼音为序】

 

仓修良,叶建华著,《章学诚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

胡适著,《章实斋年谱.齐白石年谱》,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

倪德卫著,杨立华译,《章学诚的生平及其思想》,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钱锺书著,《谈艺录》,北京:中华书局,1999

山口久和著,王标译,《章学诚的知识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余英时著,《论戴震与章学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

章学诚撰,《章学诚遗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编,《章学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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