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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存者手记  

2008-12-26 15:34:18|  分类: 记事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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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具有共同的过去,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一种同一体,也许是历史学最古老和最经常的社会职能。这种职能至今仍未完全丧失。

 

然而,总有一些过去,它们虽是民族或国家的共同经历,却被扭曲原貌,武断地植入历史教科书及意识形态,于是成为神话——譬如义和团;与此同时,也总有另一些过去,它们确是民族或国家的共同经历,却被粗鲁地遮掩,试图一笔勾销,于是成为禁忌——譬如反 右。

 


55万右派份子(官方数字,有研究者认为真实数字当过百万)的幸存者中(如今估计已不到十万),有不少老人拿起笔,用记录个人史、群体史的方式,向昨日之劫难复仇。他们大多不是著名知识分子,但普通人的身份令他们的记载更加珍贵。毕竟,著名知识分子的遭遇常会赢得较多关注,相关史料也较易存留;而普通知识分子的遭遇则常会湮没在断碣残碑中,在汗青上留下一个又一个虫洞。【冉云飞兄也长期致力搜罗、编存相关史料,其不断增补的《右派资料编年知见录》,目前已初具规模(点此进入

 

12月中旬,通过冉匪的邀约,我见到了十多位右派老人。他们当中最小的都70多了,最大的则有90多。而他们在劳改农场或监狱里渡过的日子,加一起超过200年。

 

尽管历艰间关,这群老人的精气神却相当饱满,有个78岁的老人还能矫捷地翻越栏杆进入茶舍,而不少80多 岁的老人则慷慨激昂地讨论各种时政问题。他们的见解如何先不论,这种“暮年不忘忧国”的精神,足以让人动容。我总觉得,知识分子首先是一种性格,其次才是 他所拥有的知识技术。而在性格当中,首先是永远保持批判立场及精神。而在这群右派老人身上,我看到了知识分子最可宝贵的性格和精神。

 

老人中有位叫曾伯炎的先生,76岁了,竟然经常上牛博网,还不时跟帖呢。他是四川日报的老编辑,1958年初被打成“极右”,累计劳改21年(先是劳教3年,后在当地“就业”18年。而当年右派“就业”,实际上是继续劳改,因此又叫“二劳改”或“换劳改”),1978年始得“改正”,回到成都原籍。

 

曾老先生写了本《幸存者手记》,记录了自己被打成右派后20多年的遭遇,以及在劳教农场亲睹的“右派受难记”,自费印刷成册。老人送了我一本,回家后细读,顿时跌落到那段荒诞、残忍的历史中。

 

1958130日,编辑部大会宣布曾伯炎为“极右”,随后由同事押解去报社附近天涯石西街的收容所,不料右派已爆满,只好改去新南门外新村四号,旋解乐山峨边沙坪劳改农场。

 

在劳改农场,他先遭受了“睡刑”,开荒的上百人挤在一个帐篷里,挤着睡都不行,只能叠着睡。不过这种状况很快得到“改善”,因为大饥荒来临,劳教者不断饿死,每天人都在少,床位越来越宽,最开始人均不到1平米的睡觉地儿,后来人均4平米都有。曾老先生说,每晚都要瞅瞅周围的“战友”,明早醒来时好记住谁又不在了。

 

但那些在劳改中饿死的右派们,没有人能全部记住。甚至有家属在他们去世20多年后,才知道他们已经不在人世,而且尸骨难寻。在乐山沙湾一农场后的荒山,有座孤坟被人们称作“万姓坟”。每当有家属来找死者的葬所,就被拉到那里去搪塞,不论姓赵姓孙,姓周姓王——“他就埋在里面”。

 

右派的劳动强度相当大。曾伯炎在书中描述的苦役人在山道中运木的场景令人鼻酸。当地彝人运木,尚能用牛,苦役运木,则只能靠自己的肉身。曾老先生写自己运木 的艰辛,“我用牛鼻绳拖一截百多斤重的木头,挣扎得绳子在肩头磨破衣服,勒进肌肉,有时甚至扑下身子,嘴唇快接触到路上的泥水,木头却如蚯蚓般缓缓蠕动, 不肯疾行”。他还写另一个成都地质学院的右派学生刘西通,个儿高,力气大,一趟运300多斤的木头(好多换点饭吃),两根木头架在双肩,一条木头用绳子拴在腰间,从黎明运到天黑。曾老先生说:“当我看见十字架样的木头架在这汉子肩上,他脸上的肌肉因用力而挣得痉挛,便联想到教堂中耶稣受难的面容。如果后世雕塑家要为右派知识分子塑像,这是最好的素材”。那位18的大块头小伙子,刘西通,在大饥荒中饿死了,死于扛木途中。

 

曾老先生还写了不少同营右派。

 

比如作家刘盛亚,19岁留学德国,25岁受聘四川大学教授,专长为戏剧,与北方吴祖光齐名。他40岁时被打成右派(其父刘伯量,中国农学先驱,也被打成右派,可谓一门双俊彦,父子两右派),数年后即因病饿死于峨边沙坪农场。至今不知尸葬何处。

 

又如儿科医师胡薇薇,因在饥荒年间写日记,说所谓瘟疫其实是营养不良引发的诸种疾病,被人揭发,也打成右派,送往峨边劳教。她侥幸活了下来,等到了平反。晚年信佛,青灯黄卷,聊度余生。当1950年解放军进西康时,胡只是10来岁的小姑娘,还在康定捧着鲜花送解放军,10年后,她就被解放军押进监狱。曾老先生忍不住问:“是小姑娘出了什么毛病?还是我们的时代患上了恶疾?”

 

再如“后补右派”、中学生周永严,16岁即被送往峨边劳教。他得罪是因为13岁那年,在墙上抄了一首前人的古诗,中间有“长铗兴歌一再弹,风潮满目不堪看”,“只有虫声伴长夜,却无人语劝加餐”等句子,被一个家访的教育局干部撞见,作为证据送报当局。3年后,有人旧事重提,周永严遂遭清洗。他虽活到70年代末的平反,但花季即入劳改农场,落下一身顽疾。80年代在文坛初露锋芒,90年代后即长期困卧病榻,2003年去世,年仅55岁。

 

中学生被打成“右派”或“准右派”,并不罕见。在成都另一个老人王建军(大伙儿一般都叫他王大爷,在天涯曾注册ID ,就叫“王大爷”)所编《五八劫》一书中,就汇编了“1958年中学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丰富材料。这场运动由时任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的李井泉发起,在四川省各中学及中专中开展,实质是以中学生为主体的“反右”运动。最终,被定为三、四类分子的学生,分到各厅局变相劳改的就有3200人,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已送劳教和押送农村监督劳动改造的。而当时全川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不到一万人。【王建军老人一直想将自己的书传到网上,希望有精通电子书制作、愿意协助的朋友给我来信ssnly100@sina.com,我把老人的联系方式给您。

 

我手中还有一本自贡王大可老师的《往事随笔》,详细记录了她的先生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及她在1970年“一打三反”中被定为“反革命份子”的遭遇。令我敬佩的是,王大可老师尽管大半生不幸,5岁丧父,12岁丧母,52岁 丧夫,而夫妇两人又累遭政治歧视乃至迫害,却始终保持一颗达观的心。在这本书里,她冷静、从容的叙述颇见功力,而且没有半点戾气。她还在扉页上写了一段话 给我:“这里部分记述了我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和政治际遇,希望能得到你们的‘了解之同情’”。“了解之同情”,语出陈寅恪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 所作审查报告,就我们年轻一代而言,对老一辈知识分子所经历的苦难,必须具备“了解之同情”,才能看到接近完整、接近真实的历史图像,如菲奇诺所言:“本 身注定要消逝的东西在历史中获得不朽;不存在的东西变成存在;陈旧的东西焕发青春”。

 

勒华拉杜里在其微观史学名著《蒙塔尤》扉页上,引用了印度《奥义书》的一段话:“通过一团泥便可以了解所有泥制品,其变化只是名称而已,只有人们所称的‘泥’是真实的……”

 

关于右派的各种定义、诠释在不断变化,但反 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的群体之遭遇及其映射的政治体制是真实的。阅读并传播那些幸存右派的记录,是我们认知、介入反 右这段历史的最好手段之一。而依靠更多当事者、关注者的努力,最终必能重构一段反 右信史。所谓“国可亡,而史不可灭”、“不信青山唤不回,不信青史尽成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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