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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18年前的今天  

2007-06-04 05:30:05|  分类: 文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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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学生运动述略(一)

 

192054日,胡适和蒋梦麟在《晨报副刊》上联名发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里面说了这么两段话: 

  “在变态的社会国家里,政治太卑劣腐败了,国民又没有正式的纠正机关(如代表民意的国会之类),那时候干预政治的运动,一定是从青年的学生界发生的”。 

“汉末的太学生,宋代的太学生,明末的结社,戊戌政变以前的公车上书,辛亥以前的留学生革命党,俄国从前的革命党,德国革命前的学生运动,印度和朝鲜现在的独立运动,中国去年的‘五四’运动与‘六三’运动,都是同一个道理,都是有发生的理由的。” 

15年后,19351213日,胡适在《大公报》上发表《胡适氏为学生运动进一言》,进一步解释了这个理由: 

“中年老年的人,壮气早消磨了,世故深了,又往往有身家之累,所以都容易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不肯轻易参加各种带有危险性的政治活动。只有少年学生的感情是容易冲动的,胆子是大的;他们没有家室之累,理智也不曾完全压倒情绪,所以他们一受了义愤的鼓动,往往能冒大险,做出大牺牲,不肯瞻前顾后,也不能迟徊犹豫。” 

   87年后,200764日,我愿意接着胡适的思路,将中国历代学生运动做一个小小的述略,以纪念18年前的今天,以及数千年来,那些“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苟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的不朽的魂灵。 

                                

中国学校起源较早,相传上古三代即有庠序之设,是为“古太学”。《大戴礼记·保傅》也有“帝入太学,承师问道”之句。但我们的古书里,关于上古三代的记载,每多虚构幻想之语,当时学校的发达程度究竟如何,仅凭如《大戴礼记》这类后人伪托而作的书,实在不太可靠。 

太学的起源,通常史家更愿意将其认定在汉代。《汉书》载汉武帝元朔五年(124),“兴太学”,“以养天下之士”,设五经博士,弟子员50人。当时,这些学生基本是中央候补干部,武帝常叫他们外出采访,做些调查什么的。其时学生人数不多,社会上也不太把知识分子当回事儿,因此他们也没有做出什么名堂。 

武帝后,经学大倡,博士扩招,至王莽篡位前已至数千人。而以“复古”之名,行“夺权”之实的王莽,更将太学生员数增至万人:“为学者筑舍万区,作市常满仓,制度甚盛”。到了东汉晚年的质帝时,太学更是“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一时声势颇壮,两次“党锢”,太学生均为运动主力。 

抵至魏晋南北朝,政权及社会的新陈代谢相当紊乱,太学时兴时废,学生多成了清谈的大多数,偶尔有过为嵇康请愿的义举,但也不果而终。 

及至唐初,太学规模完备,且兴国子监。唐太宗“尽召天下惇师老德以为学官”,“广学舍千二百区”,“鼓笥踵堂者凡八千余人”。然而,自隋大业起开设的科举,在唐代进入花样年华,赚得英雄尽白头,加上有唐一代,多处于武人角力之境况,学生的作为终于乏善可陈。 

宋代太学与国子学并存,由于太祖起不诛杀言臣的作风,舆论放得较开,太学生自北宋末年起,多次请愿,或谋求光复,或请诛奸臣,每多波澜。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自宋以后,民间办学蔚然成风,书院开始与主流官学争锋。 

元、明则不设太学,只设国子学或国子监。元代士子地位甚低,除了浅斟低唱些黄昏小调,难有作为。明代士子要么堕入八股的彀中,要么放荡玩世,前200多年也无甚大举动,直到晚明民间书院的复兴,及民间结社的风行,终于成就了热血士子的一番事业。 

清沿明制,亦不设太学。清初学子尚有独立思考能力,且有未干之血性,不合作则布衣终身,甚至不入城市,山中终老;有孤愤则或哭庙,或闹科举,头角仍余些许峥嵘。随后文字狱大兴,大棒高悬;四库开馆,萝卜前列,于是士子或噤若寒蝉,或自埋故纸,再难见处士横议,更遑论匹夫抗愤。 

直到晚清,1898年之公车上书,始迎来所谓“2000年来之大变局”。随后1919年的五四运动,学生的力量在中国历史上怒放到最大。而70年后的北京,另一场学生运动,也必将为中国历代学生运动在现代书写极哀艳雄奇的一笔。



远在春秋时代,学生就极活跃了。《左传·襄三十一年》记载:“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于是有奴才看不下去了,跑去跟郑国执政官子产吹风说:“毁乡校,何如?” 

还好,子产也许姓赵,他断然拒绝:“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这个态度,显然是相当清醒开明的。所以就连老孔听了,都要赞一赞:“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 

中国历史上的学生运动,在这里算开了好头——学生有话就说,执政者也就让他们说,且并不秋后算账——如果说这不算“开明政治”,吾不信也。 

遗憾的是,到了汉代新莽朝,却冒出了小杂音,大闹剧。《汉书·王莽传》记载:“(地皇)四年(23),莽自知败,乃率群臣至南郊,陈其符命本末,仰天曰:‘皇天既命授臣莽,何不殄灭众贼?即令臣莽非是,愿下雷霆诛臣莽!’因搏心大哭,气尽,伏而叩头。又作告天策,自陈功劳,千余言。诸生小民会旦夕哭,为设飧粥,甚悲哀及能诵策文者除以为郎,至五千余人”。 

在这场闹剧里,诸生居然“奉旨痛哭”,而且表演到位的话,还能当个处级干部。当然,这些所谓“诸生”实际上只是专制社会“淘优机制”后泛起的沉渣而已,早在王莽要当皇帝的时候,就有多名太学生上书请愿,要他别丢那个人。这些上书的学生的下落史书没有记载,莽撞地猜测一下,著名伪君子王莽先生,对他们的手段,未必会慈祥过著名刽子手鹏鹏吧? 

没有关系,汉代学生之清誉,自有刚烈者来捍卫。哀帝时,即有这么一次机会。 

当时,鲍宣为司隶校尉,撞见丞相孔光的下属交通违规,他没有讲和谐社会,当场没收其车马,结果以“大不敬”下狱。于是有热血的学生们看不过眼了。 

《汉书·鲍宣传》记载:“博士弟子济南王咸,举幡太学下,曰:‘欲救鲍司隶者会此下’! 诸生会者千余人。朝日,遮丞相孔光自言,丞相车不得行,又守阙上书。上遂抵宣罪减死一等,髡钳”。 

多么漂亮的一次学运!上千学生去堵总理的车,以致总理车不得行,最后还直接给党委书记写信,后者迫于压力,只能将鲍宣劳教,而无法将其毙掉。这次“守阙上书”,也许正算是中国历史上民意的第一次大胜利!

不过,真正的汉代学运大事件,还要在桓帝年间展开。 

《后汉书·党锢传》是这么介绍学运背景的:“逮桓、灵之间,主荒政谬,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显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政治荒唐黑暗的年代,学生们只好从“羞”到“愤”,再到“横”,所谓“反/革命暴徒”的诞生,无非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其先,桓帝永兴元年(公元153年),冀州刺史朱穆经常搞那些贪污犯,结果被贪污犯反搞,判去劳教(“输作左校”)。太学生刘陶等数千人,直接跑到中南/海大门口,上书表示他们愿意“黥首系趾,代穆校作”,HE劳改,WE劳改!声势太大,桓帝于是只好赦免朱穆。 

随后,桓帝延嘉五年(公元162年),皇甫规也得罪政坛恶势力宦官,同样判去劳教(“论输左校”)。又是太学生张凤等三百余人,伙同一些有良心的官员,再到中/南海陈情,使皇甫规最终获赦。值得一提的是,不只是首都的学生,其他省市的学生(“郡国学诸生”),也与他们同气相求,遂造成举国之舆论大势。 

在汉代,没有现代的新闻传媒,舆论监督的功能就落在以学生为主力的一干知识分子上。《汉书·党锢传》记载:“太学诸生三万余人,郭林宗、贾伟节为其冠,并与李膺、陈蕃、王畅更相褒重。学中为之语曰:‘天下楷模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并危言深论,不隐豪强,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屣履到门”。

公卿,部长以上大官也,竟然被搞得“莫不畏其贬议”,甚至看到人家要上门就心慌慌,这不能不说是清议的胜利,但也埋下了祸根。 

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李膺杀了个伪科学家张成,其弟子牢修遂诬告李膺“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驰驱,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于是桓帝收逮李膺,并大捕党人共200多名。翌年,党人们被赦归田里,但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史称“一次党锢”。

桓帝虽然昏庸,但还不算好杀,到灵帝即位,学生的头颅就更加危险了。(历史上凡是谥号为“灵”的皇帝,皆为衰人兼职狠人)。 

建宁元年(公元168年),中常侍曹节矫诏诛杀大将军窦武。“不畏强御”的陈仲举已经70多岁,仍然血气方刚,《后汉书·陈蕃传》载,其“将官属诸生八十余人,并拔刃突入承明门,攘臂呼曰:‘大将军忠以卫国,黄门反逆,何云窦氏不道耶’?” 

这学运已不是文斗,更直接白刃相见了。但专制机器灭书生如灭蝼蚁,陈蕃等人被灭族,越明年,中常侍侯览再兴大狱,将李膺等120余人下狱处死,又诏天下大举钩党,捕太学生千余人,史称“二次党锢之祸”。 

对太学生为主力的两次“党锢”,后人评价并不相同。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略有微辞:“(党锢)诸君子者,盖与奸人争兴废,而非与社稷争存亡”。这个看法跟18年前事件发生后,国内部分批评家的口吻很相同,认为学生们不识大体,徒逞一时血气之勇。而章太炎在《思乡愿》一文中也认为“其党锢不足矜”,从动机上对东汉学运发出了质疑。这种看法如今也不乏和者,比如认为学运领袖杂有个人目的,以至对运动的性质产生了偏低评价。 

但我更愿意接受另外两种意见。一个是顾亭林的看法,他在《日知录·两汉风俗》中,对东汉末年的学运作出高度评价:“而党锢之流,独行之辈,依仁蹈义,舍命不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过于东京者。”

另一个是陈登原的看法,他在《国史旧闻》中这么写到:“当风雨欲来之候,有万木无声之静,在位不言,具官不言,于是国家之事,竟挂于血气方刚之学生之口”。 

没有表达出来的民意从来就不是真正的民意,因此,无论什么时候,为表达民意而锐身赴难的人,永远值得尊重。(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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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地下,他们也有资格享受最灿烂的阳光,因为在黑暗的夜晚,他们从未懦弱地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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