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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社新任社长宋石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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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朝廷宜复开捐纳制度

2006-09-11 20:02:16|  分类: 评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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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朝廷宜复开捐纳制度


最近,地方四级政府集中换届,热闹非凡。
一个官员对朋友说,最近不敢乱跑,出国考察的机会也推了,因为现在是关键时期,傻子才不在现场。他深沉地说:“不在现场,怎么活动?不活动,怎么守住阵地?”

这位是守住阵地的保守派,还有开辟新天地的积极派。另一个官员私下告诉朋友,自己换届后将到更丰满的部门,职位也肥嫩动人。他开心地说:“这几个月的心血没有白费啊!”

这两位都是明白道理的达人,也有笨的。一位下课官员忧郁地跟朋友倾述:“我真傻,真的,别个说‘不跑不送,原地不动’,我信了,结果被弄去政协喝盖碗茶。现在才知道,一到换届,哪个有理想的官员不花钱?又有哪个不花钱的官员能实现理想?!”

最后这位官员的牢骚有点过分,我们不能相信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会有花钱买官的风气,即使有,也只能是个别现象。

 

下面我先介绍最近发生的一次“个别现象”。

河南许昌市蒋官池镇委书记甲光军在中间人帮助下,前后投资65万元用于“进步”,结果惨遭骗子玩弄。其间,所托“大人物”郑章德仅两次亮出有照片的“建设厅党委书记”胸卡,就将投资者“迷死人不赔命”。

这个案件太恶搞了,投资标的不过是“宣教处副处长”,投资者就砸出了65万;骗子不过两次量出“党委书记”的胸卡,连胸毛都没露一根,就抱走“老实巴交的镇委书记”的65万。

我们应当旗帜宣明地反对这种“卖官诈骗”,因为买卖官爵是非常严肃的事情,它应当讲诚信。

比较起来,权威方面公布的一批买官卖官案件就要严肃得多:

今年以来被公布的卖官第一名是陕西省商洛市委原常委﹑商州区委书记张改萍,从2000年11月至2005年9月,她批发卖官27人,得款106.9万元。她的一位行贿买官者还向银行贷款支付贿款。

紧跟张改萍身后的是四川省凉山州委原副书记曹永葆,他实际上有点委屈,因为他的涉案金额更大,但是名气却比张改萍小。媒体的恶性炒作真是无所不在。张改萍只因为是女贪官,风头就盖过了收钱更多的男贪官,曹书记可以控告媒体性别歧视。

这两位是收钱的典型,当然还有花钱的典型。

 

广西合浦县石湾镇原党委委员兼武装部部长王富远在2006年4月换届选举期间,为当选镇党委委员,给7名党代表分别送现金100至300元,共计1200元。还指使有关村党支部书记与其它代表打招呼,许诺当选后以钱物回报。(这个案子有点鸡毛蒜皮,但我们要明白官府的苦心,抓小放大嘛,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广西的兄弟是哪里?当然是广东。武装部长的朋友就出没在广东省吴川市塘缀镇,他名叫鲁成礼。2004年8月,鲁成礼宴请、行贿67位人大代表,共6万元,最终当选为塘缀镇副镇长。(这个案子也小,却作为中纪委与中组部今年抓的典型,一方面说明基层民主确实被关注,一方面继续证明我对官府‘抓小放大”的判断。)

仅仅罗列事实毫无意义,作为知识分子,我们应当分析事实,找出命门,而后顺风疾呼,建言献策。最近,我每次上厕所,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经过一周多的阵痛,我终于分娩出一个忠君爱国的办法,也许能够处理现在的跑官问题,将其透明化,公平化,制度化。我的建议是:朝廷应当大胆恢复“捐纳制度”。这个创意虽然来自厕所,但它不一定就是臭点子。

 

事实上,捐纳一词在中国从秦朝起就香喷喷了。秦始皇因飞蝗成灾,下诏百姓凡缴粟千石即拜爵一级,这是捐纳的萌芽。以后汉唐宋元明,均有捐纳之习,多以之筹措经费,用于军饷、赈灾、备边或兴办工程等。但真正形成系统与制度,是在清朝。尤其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广开捐例,规定京官自郎中以下、外官自道台以下,均可捐纳。捐纳收入在清政府财政收入中占10%,最高年份达48%。捐纳官员的比例在清朝也很大,最多时60%的官是捐纳。(对此,许大龄先生《清代捐纳制度》一书论述最详。阎崇年先生在央视《百家论坛》上也讲过,可惜在论述捐纳渊源,大讲段子的时候,犯了个小错误,我将在本文附录中专门辨析。)

下面我先谈谈复开“捐纳制度”的几点好处:

 

第一:捐纳可以使买卖官爵得到统一管理。在清朝,捐纳由户部捐纳局主管,钱统一交户部国库,我们完全可以借鉴,开办个“卖官局”,从上而下分设机构,垂直领导,专门管理买官卖官事宜。

如此,跑官的人可以减少精力,只面对一个口子活动。同时,跑官活动所创造的经济效益,过去长期被私人中吞,借机可以收归国有,对财政大有裨益。从此,布朗运动样无规则的买卖官爵行为,不再是一盘散沙,而被统一归口、现代管理,向国民经济贡献自己应尽的力量。

 

第二:捐纳可以使买官卖爵透明化,且服从市场规律。在清朝,捐纳官爵都是明码实价,童叟无欺。以乾隆39年为例,五品官郎中银9600两,七品官知县银4620两,副县八品县丞银980两。官越大,价格越高,充分体现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精神,也说明“资源即是财富,当官要抢地盘”的至理。我们完全可以借鉴,将之前不规范,价格不透明的各种官爵按照市场规律,分别定价,并且要注意其主管资源的丰富程度,不可一刀切,比如同是正局级,交通局长就比妇联主席的定价要高才对。

如此,官爵的买卖过程完全公开、透明,被骗65万的镇委书记那样的冤大头不会再出现;同时,老百姓也更了解各级官员的真实价值,对他们的尊敬程度将与日俱增;最后,舆论还可更好地监督新任官员,对于买官后1年内不急于收回投资的,清议应给予赞美,对于买官后1年内就要翻梢的,月旦应加以臧否。

 

第三:捐纳制度可以调整基层政治,巩固上层建筑。首先,捐纳应限定级别,向清朝学习,县级干部可以买,封疆大吏不可买,将捐纳范围严格控制在基层,比如应规定,市委书记及以上不得捐纳。其次,捐纳应该限定范围,不要像清朝一样什么虚衔都可以捐,我们要严格控制在党政内部,并且只卖官,其余什么都不卖。比如应明文规定,政府干部可以捐,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党报记者不能捐。

如此双管齐下,则不但民间活动家在基层参政议政的权利得到巩固,基层政治也将因为商界精英的加盟而面目一新。更重要的是,上层建筑并不会因此动摇,因为金钱的腐蚀力已经被限制在基层。

 

第四:捐纳制度可以增加国家宏微观调控的力度。首先是经济上宏观调控的力度。捐纳所产生的经济效益,相当可观,现在市委书记以下的公务员,全国总有好几百万,其中有买卖价值的岗位,也在数十万之多,即使平均每个官爵只卖10万,那也是几百亿。这么多钱,用来干什么不好呢?抗洪救灾,乡村教育,农村医疗,城市低保,可以干的事情多着呢!其次是政治上微观调控的力度。某些官爵实权大,追捧的人太多,可以适度上调价格,只有最坏,威胁力最大的人才买得起,从而才配领导这个肥实的岗位,为国家创造更大效益。像社保局这样的单位就该重点提升价格。从前人们以为社保局不过是服务单位,没有什么油水,自从今年上海社保局最大腐败案出来之后,我们才晓得原来他们那么不憨厚!

总之,捐纳制度使用的好,将是一个优秀的政治经济杠杆,撬动我们的社会和谐前进,推动我们的国家文明,民主,富强。

 

当然,所有的事情都有两面,正像所有的菜刀都有双刃一样,捐纳制度也有弊端。

第一:捐纳虽然上交国库,但百姓未必受益。所有捐纳者基于“投资必求产出”的规律,都将发挥个人甚至集体的智慧,去寻求投资效益最大化。而买官者的效益最大化,就是老百姓的倒霉最高峰。

第二:斯文扫地。现在那么多人为了升官,纷纷去读“脱学博士” (有脱产学习,就有脱学生产),可是,一旦捐纳制度复用,声名狼藉的金钱又将成为唯一的升迁筹码,与此同时博士头衔变成点缀,硕士学位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于是,提高公务员文化素质的声音被边缘化,主流议题则变成如何提高公务员的铲钱素质。

尽管如此,我仍不愿放弃关于复开捐纳的建议,毕竟两害相较取其轻。与其让老百姓用黄昏醉眼中的朦胧看官员们蒙着盖头搞活动,不如让大家用午夜失眠中的清醒看他们如何将活动公开成交易,把交易固定成惯例,更令惯例上升为法律,用法律监控此活动。

然而我知道,尽管费尽口舌,人们仍然会这样指责:在21世纪,复用被公认为堕落腐朽的捐纳制度,岂不是开历史倒车,一直倒退到封建社会的官僚制度中去?!

我无言以对,但也有些小小的问号:

难道现在我们就完全摆脱了所谓“封建社会的官僚制度”?

真的摆脱了吗?

完全摆脱了吗?

你确定?


[附录]

司马相如不是买官者

 

在央视百家讲坛,清史专家阎崇年先生说:“大家都知道很有名一个文人叫司马相如,史书记载有四个字,说司马相如‘以赀为郎’,也就是花钱买了个郎官做”。

讲坛专家开口后,不少人写作文也跟着起哄,于是司马相如的郎官就变成了“买”来的。冤枉啊,我的蜀中老乡!

 

这个问题其实浅显,几十年前胡适之先生在《说儒》里就初步辨析过。他是这样写的:“汉初选郎吏多出于‘任子’及‘赀算’二途。如袁盎因兄喻任为郎中,如霍去病任异母弟霍光为郎,这是任子。如张释之以赀为骑郎,如司马相如以赀为郎,这是赀算……赀算不是捐官,只是要一个身家殷实的资格,方许做官。——其理由有二:应劭曰:‘古者疾吏之贪,衣食足,知荣辱,限赀十算,乃得为吏。’一也。姚鼐曰:‘汉初郎须有衣马之饰,乃得侍上,故以赀算。张释之云,久宦灭仲之产,卫青令舍人具鞍马绛衣玉具剑,是也。’二也。”

 

通过上面的话,可以明白汉代选官要讲出身,一种是血缘,一种是财富,以保证官吏的“精英成分”。但看你有多少钱,不等于要你花多少钱,因此司马相如的“以赀为郎”,不是花钱买官,而是开财产证明,拿到当官许可证而已。胡适更举应劭《风俗通义》的话说明“赀算”为吏的最初动机,是反腐败。

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的,是陈仲安和王素先生。他们指出,“赀选”一词,在史学界多有误解,往往将其归入“纳赀”,实际上,二者却有重大区别。“赀选”是任用官吏的财产资格限制,而“纳赀”则是直接卖官。

 

文景之世,赀选入仕的名人有张释之、司马相如。《汉书》称:张释之“以赀为骑郎,事文帝”;司马相如“以赀为郎,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张释之传》师古注引“《汉注》:赀五百万得为常侍郎。”显然,500万不是买官的钱数。西汉武帝卖爵,所卖武功爵最高价格仅30余万,假设张释之买官,500万所得绝不是区区郎官。因此,只能将这里的“五百万”解释为家产。《司马相如传》师古注则更明确:“赀,财也,以家产多得为郎也。”

实际上,以家产作为任官资格限制,秦代已有。韩信为布衣,因家贫不得推择为吏,即是一证。汉代的赀选,也可看作承袭秦代。

综上,所谓司马相如买官一说,基本可以廓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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