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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社新任社长宋石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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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男秀所谓学术论文  

2005-09-26 05:38:1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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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反自由”的海外贸易

 

  15世纪地理大发现以后,西方各国的海外贸易飞速发展,成为其近代化的最大推动力之一。欧洲近代报刊的最初的诞生地,几乎无一例外是在国际港口城市或商业金融中心的城市,如威尼斯、佛罗伦萨等。国家之间的贸易是催生新闻报刊的最初动力,而海外贸易制造出的繁荣城市,则为新闻报刊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

反观中国,尽管在明初其经济实力在世界上可算头号强国,在永乐年间也出现了上千人的海外贸易团来京的盛况,但几乎整个明代,海外贸易都是“非自由”的。明太祖曾谕令民间片板不许下海只允许官方严格管制、有来无往的“朝贡贸易”,其政治、外交色彩重于经济色彩,基本是得不偿失的赔本买卖;到明代中叶,沿海从事贸易活动的百姓视波涛为阡陌,倚帆樯为耒耜,民间贸易的势头渐渐压过了“朝贡贸易”,早期的外番货品免税政策(这是明太祖最初定的政策,他对一名奏请收取关税的大臣说,抽什么税?大国不贪小利,让那些番夷看看我们大国的气度吧!这和我们当年无私援助第三世界国家的政策有异曲同工之妙)也逐步改为按例抽分;隆庆、万历开海以后,外国商船来华已不限于有朝贡关系的国家,诸般限制也已放松,抽分纳税后便可入市交易。但外商必须通过官设牙行的中介才能进行买卖,不能与民间商人直接贸易,因此仍然是由政府垄断控制的“非自由”贸易。(十九)

 清朝海禁从入关之初即始,顺治十八年(1661年)更全面实行“迁海”,从是年起到康熙初,在北起直隶、山东,南到广东的沿海各省“坚壁清野”,将沿海一带的居民一律内迁数十里,“所有沿海船只悉行烧毁,寸板不许下海。凡溪河桩栅,货物不许越界,时刻了望,违者死无赦”(二十)。此后二十余年间,中外商业交往几乎完全断绝,海禁之彻底远超明代。

 海禁,特别是强迫“迁海”制造无人区的政策不仅窒息了正常的海外贸易,更使沿海各省数百万人民流离失所,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同时也极大影响政府的税收,当然不可能长久。1684年,康熙以开海既“于闽粤边海生民有益”,又可“充闽粤兵饷,以免腹地省分转输协济之劳”,下令准许人民出海贸易,首先在福建厦门,继之在广州、宁波、松江等地,分别设立了闽、粤、浙、江4海关与外国通商(二十一)

好景不长,“十全老人”乾隆认为:“国家绥远通商……积久留内者益众,海滨要地,殊非防微杜渐之道”。(二十二)于是在1757年冬宣布实行广州一口通商政策:自翌年起西洋商船“止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二十三) 。由沿海多口通商改变为广州一口通商,康熙时期开放的大门又只关到只剩了一条缝,这一政策,直到鸦片战争才被西方的坚舰利炮轰碎。

即使对一口通商的广州而言,也决非自由贸易,仍然是由官商性质的十三行垄断。著名经济史学家贾植芳在论述十三行性质时曾说:“……行商由于功果钱而取得管理贸易代行权的纹章,就是官位。结果,由于收买官位,行商始得开始为行商……所谓‘官商合一’,宁为必然”。贾先生并且根据十三行把持者糜烂奢侈的生活(比如潘仕成,为自己几十个姬妾专门造一大楼,窗壁都是玻璃,彼此不得容奸,而他自己别住一处,夜间则按号码牌呼姬妾陪夜。他没落之后,豪宅因为太值钱,没人一下子拿得出钱来买,而首开分股售卖的先河),将这批富豪,也是整个明清富豪阶层的代表人物的精神,归结为“透彻的享乐的消费的”,而与近代资本主义的精神——以追求合法利润为天职,但通过节制以获得“神的光荣”——背道而驰。(二十四)

“反自由”的贸易倾向,注定只能生产出躺在玻璃楼里搂抱姬妾的封建富豪,而不能生产出有“自由”、“平等”、“节制”等观念的近代资本家,只能生产出与雇农身份类似的雇工,而生产不出可以自由交换脑力、劳力或商品的市民,使整个社会缺少对自由交易信息,自由时事信息的需求,成为新闻报刊的又一个死敌。

 

                     四、王朝管制

 

  中国对出版的管制历朝都很严格,在明清两朝也不例外,尤以清代为盛。

  在明初,朱元璋就开了个坏头,别人奉承他是“天生圣人”,他偏要认为是影射其做过“僧人”,“光”字也用不得,因为那和“秃头”的意思一样,“则”字也用不得,因为那是“贼”的谐音。将“圣”、“光”字“则”三共用在贺表中的杭州教授徐一夔自然被问个腰斩。(他惹祸的那句话是“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三十)好在朱元璋只是从奏章表疏中找茬,只算“表笺之祸”,并没有演变为一种系统禁锢图书的做法。总的说来,明代对图书出版的管制相对比较宽松。(比如整个明代正式禁毁的小说只有《剪灯新话》一种,理由是无根之谈,蛊惑人心。)(二十五)

   明代朝廷更重视的是对邸报的限禁。《明会典》中规定“探听抚按题奏副封传报消息者,缉事衙门巡城御使访拿究问,斩首示众”。,《明史·王应熊》传中也说“非奉旨,邸报不得传抄”。而天启以后,由于边患日甚,对邸报的控制更加严密了。“凡涉边事,邸报一概不敢抄传,满城人皆以边事为讳”。(二十六)

  同期而言,欧洲对出版的管制还带着中世纪的阴风,不能说就比明朝政府更宽松。1569年红衣主教会议上罗马教皇庇佑五世严厉指责手抄报纸诋毁教廷,几天后一名记者被处绞刑。1572年教皇发布“谕旨”,查禁手抄报纸,严惩新闻记者。1587年,又一名记者被断手、拔舌后吊死。(二十七)

  问题在于,接下来中国和欧洲是按照哪种轨迹在发展。1644年,英国作家弥尔顿发表了《论出版自由》,从而引发了围绕“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的持续斗争,最终实现了新闻意识与价值观念的启蒙。直到今天,听听弥尔顿坚如金石的话语依然激荡人心:“人类的言论与出版自由是与生俱来的权利,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杀人只是杀死了一个理性的动物,破坏了一个上帝造的像;杀书则是扼杀理性本身,破坏了瞳孔中上帝的圣像”。(二十八)。而随后的一、二百年间,欧洲各国相继废除了知识税、诽谤法、出版检查制度等等,最终迎来了大众报纸的黄金时代。

  但在中国,1644年崇祯吊死在煤山上,清朝入主中原,汉族知识分子在乱世中噤若寒蝉,谁还能去发表《论出版自由》一类的自寻死路的文章?即便多数知识分子已经噤若寒蝉了,清朝还是展开了一系列的罗网深密的文字狱,到乾隆达到顶峰,嘉道之后才渐渐松弛。在禁毁图书的“成就”上,清朝创造了世界记录,也远超中国史上所谓图书的“五厄”,陈登原先生在《古今典籍聚散考》一书中有详尽的评述。

不止禁毁图书,清代的报禁也异常苛繁。谕旨和臣章奏哪些应抄发,哪些不应抄发,竟然往往需要皇帝作最后的决定。如康熙五十三年(1714)公布的“各省提塘除传递公文本章并奉旨科抄事件外,其余一应小抄,概行禁止”;雍正六年(1728)公布的“未经御览批发之本章,一概严禁,不许刊刻传播”;乾隆十一年(1746)公布的“直隶、江南、浙江等省在京提塘,将不发之事件,钞寄该督抚等,似此行私报密,甚为浅陋,传谕申饬”等,都是为了限制小报的刊布与发行。而在嘉庆十五年(1810年),清廷还特地颁布了禁止外国人印书和传教的谕旨。(二十九)

明清王朝对出版自由的管制,实际上显现了对言论与新闻的恐惧,对国外来华者的禁令,又显示着对外部世界与文化的逃避。这一切,都成为了新闻报纸的天生死敌。

 

                                蛇足

 

  在明清的4500年间,与欧洲相比,中国的报刊发展是如此迟缓,就像一台中了蠕虫病毒的计算机,你看不到病毒的破坏,你不知道为什么这样,但你就在不知不觉中越来越慢,直到最后无法操作任何程序。漂亮但不符合近代精神的雕版印刷术,好古忘今的社会习气,反自由的贸易传统,加上王朝对新闻出版的严密管制,就是隐藏在历史硬盘中的蠕虫病毒,它们默默地牢牢地扎根在系统之中,最终使中国近代报刊晚出欧洲两百年之久。

 

参考书目

 

(一)   唐振常:《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唐振常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 年。

(二)   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年。

(三)   张隆栋、傅显明:《外国新闻事业简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

(四)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五)   郑振铎:《西谛书话》,三联书店,1998年。

(六)   同(四)

(七)   袁军,哈艳秋:《中国新闻事业史教程》,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

(八)   董进泉:《黑暗与愚昧的守护神——宗教裁判所》,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

(九)   缪咏禾:《明代出版史稿》,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0年。

(十)   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十一)              余嘉锡:《论学杂著》,中华书局,1963年。

(十二)              李致忠:《历代刻书考述》巴蜀书社1990年。

(十三)              ()石韫玉等:《苏州府志》,道光四年刊行,台湾成文出版社影印,1970年。

(十四)              []卜正民:《纵乐的诱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三联书店,2004年。

(十五)              (明)兰陵笑笑生:《金瓶梅》,齐鲁书社,1993年。

(十六)              陈汝衡:《说书史话》,作家出版社,1958年。

(十七)              (清)钱曾:《读书敏求记》,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年。

(十八)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十九)              李洵:《明史食货志校注》,中华书局,1982年。

(二十)              《清圣祖实录》,中华书局,1985年。

(二十一)       同上条

(二十二)       赵之恒等主编:《清高宗圣训》,北京燕山出版,1998年。

(二十三)       《清高宗实录》,中华书局,1986年。

(二十四)       贾植芳:《近代中国经济社会》,棠棣出版社,1949年。

(二十五)       (清)赵翼《二十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2001年。

(二十六)       同(四)

(二十七)       同(三)

(二十八)       []弥尔顿《论出版自由》,商务印书馆,1982年。

(二十九)       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中华书局,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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